深大毕业设计：往事并不如烟 一代逃港人的生存与归宿

一时间，罗湖桥边排起了延绵不断的长龙。1980年回家时，陈克治特地提前几天在香港中旅社买了前往广州的火车票。返乡当天，他用半人高的蛇皮袋装着两百斤重的衣物，挑在扁担两头，他的太太背着两个月大的女儿，提着行李挤在前面。10米宽的路挤满了人，望不到头，有好几次，他都被挤到了人群边。

第一次回乡探亲，陈云杰是偷偷在广州长堤酒店和母亲见面的。“当时我们很怕警察会抓”，陈云杰说，“我母亲真的苍老很多，我和母亲、妹妹一见面就抱在一起痛哭”。

上世纪80年代，逃港人常常用“衣锦还乡”来形容第一次回乡的感受。当时广东流传着一句话：一人偷渡，全家光荣。对于当时还未偷渡的欧阳东来说，朋友从香港餐厅带回来的面包皮都是难得的好东西。

白辉的两个儿子还记得幼年回家探亲时的优越感，他们带来的新奇玩具总能引来亲戚小孩的羡慕。当时广州有些对外餐厅和旅馆甚至只允许香港人入内消费。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种优越感随着内地的经济发展逐渐消失。破旧的小平房、瓦房被政府征收改造，宝安县的原住民们慢慢住进了深圳特区的首批高楼。

张淦勋原是宝安县人，1980年从蛇口下水偷渡来港，他来港的第二年港英政府取消为非法移民颁发身份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发现西乡的村民打牌赌钱时与以前不同了。饭桌上，他向朋友们描述自己在家乡赌钱的场景，将一叠人民币“啪”一声扔在桌上，“他们压钱是像这样一叠一叠压在桌上，我是一张一张从钱包里抽出来”。

现在，在大多数逃港人的心里，回乡更加像一个仪式。他们大多数只在逢年过节回去，偶尔也会带着子女回去。但有关“逃港”的一切却永远是他们心中抹不去的回忆。只要有人提起，便会欣然从几十年前那个黑夜开始，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