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大毕业设计：往事并不如烟 一代逃港人的生存与归宿

在这一庞大的时代背景下，逃港者与普通港人一样意外获利。初到港时，他们多数没有学历和技术，在酒楼、工厂、地盘从事底层工作，逃港者张淦勋说：“我们拼命赚钱，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没想到买完后，房价蹭蹭地涨，我们赶紧买第二套、第三套……”接下来，他们凭着房子就可以衣食无忧，甚至开始参与买房炒房。

陈克治的房子目前估值超过一千万。在酒楼工作的白辉，1983年用22.9万港币买下第一栋房子，两年后以29.5万的价格卖出。后来，他转行做房产代理，目前在深港两地拥有总值上亿的房产和物业。

部分逃港者跻身上层

从曾经的“黑五类”到香港立法会议员，刘千石走上与上述逃港者不一样的道路。

初抵香港，他在空调安装店当学徒，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工们难以适应香港的“全英文化”，遂参加了“让中文成为法定语言”的游行运动。而后，他辞职进入“社区补助协会”，踏入政途。

“律师所里是看不到劳工的，一方面是没钱，更重要的是劳工缺乏法律意识。”

上世纪70年代，刘千石将关注点放在了劳工教育和劳动立法上。

1991年，香港地铁公司提出：若乘客们在繁忙时间搭乘地铁应该交附加费。时任“基督教公务委员会委员”的刘千石在各大电视台公开宣称：若该规定成立，他将在不告知时间地点的情况下以卧轨行为反抗，最终赢得了民众和媒体的支持，并于1991年以67000多票的最高票当选立法会委员。

事实上，在香港各个领域都不难发现逃港者的身影：写下诸多畅销武侠小说、科幻小说与戏剧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倪匡就是一名逃港者；而于1962年逃至香港的罗文后来被称为“乐坛教父”，他写下的《前程锦绣》被逃港者们认为是他们的内心写照，歌词中的“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一句与他们逃港时等待黎明的出现心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