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大毕业设计：往事并不如烟 一代逃港人的生存与归宿

当孙仲勋在电影院看《乱世佳人》时，黄年佳正在狭小的客厅里背英文单词。和他在一起的十几个人中，有未能考上大学的学生、也有和黄年佳一样“白天工作、晚上上课”的工人。

逃港历史研究者金虹表示，上世纪50、60年代偷渡的主体是受饥荒煎熬的农民，70年代知青们更多是因为前途无望出逃。前者的教育水平普遍在小学以下，后者大多受过初、高中教育。

黄年佳和他的逃港同伴，更愿意称自己为“知青”，而非“知识青年”。前者代表一种共同的体验，后者更强调学历的意义。他们对“知识青年”这个叫法明显底气不足：“哪里称得上知识青年，学校里天天搞政治运动，我们充其量只能是小学水平。”

他们和之前的逃港者汇合后，流入了香港的工厂、酒楼、地盘和码头，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上世纪70年代初，黄年佳刚偷渡到香港，在写字楼给人家送货。“你去office拿张单过来。”说话的香港人见黄年佳迷茫地转过头，皱了皱眉，“听不懂？你内地来的吧。”当黄年佳终于弄明白“office”是什么以后，萌生了学英文的念头。

当时已经有不少逃港者在夜校进修，英语是最热门的课程。晚上放工以后，黄年佳和十几个同学聚集在老师家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学习。刚开始，他们积极性都很高，每晚坚持学习2小时。半年之后，随着课程内容越来越深入，黄年佳和不少人一样打了退堂鼓。

关振威是少数坚持下来的人。1975年来港后，他在一家电子厂工作，每晚7点到9点要去尖沙咀的夜校学习两个小时的电子类课程。之后，他读完中专、大专、本科，后来又获得MBA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