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大毕业设计：往事并不如烟 一代逃港人的生存与归宿

1971年，他经澳门偷渡来港，第一份工作是在制衣厂里纺织布匹。如今他在香港还有一间办公室，偶尔接收订购布匹的订单。但常常一个月都接不到几张，便干脆在办公室里练起书法。40多年前，在广东农村，他每天到河里为偷渡练习游泳，累的时候就在河边用毛笔沾水写字。

在香港，还有许多像李龙云这样未被公众所知的逃港者，他们当中有人在建筑工地工作到晚上9点才收工，有人会在清晨6点半准时出现在干诺道上，开始清扫街道上的灰尘，有人每天在红磡地铁站出口派发报纸，还有人直到午夜仍在屯门V-city楼下开着出租车等着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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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香港企业家告诉陈秉安，当年他最喜欢招那些游泳过来的逃港者。“一是意志坚定，二是憋着一股气想要干出成绩，”陈秉安说，“你给一百斤他挑走，一千斤也挑走，没有怨言，这样的工人哪个老板不喜欢。”

1975年，在沙田一家纺织厂，陈克治和妻子“顶工”的名声传遍全厂。每天都有人找他们顶班，以保住这个月的勤工奖。作为回报，他们每次能拿到20块钱的报酬。

每天，陈氏夫妇从下午3点工作到隔天7点，连续16个小时。车间闷热逼仄，即便是冬天，也要在进车间前换上短袖衣服。他们与另几名偷渡工人，被认为是全厂最拼的人。

努力工作是为了在香港立足。后来，他们开始承包工程，并于1995年用438万积蓄在红磡购买了第一套房。

上世纪70年代，李嘉诚、包玉刚等商界巨子纷纷投资房地产，香港十大房地产公司先后上市，日本、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的资金蜂拥而入，香港房价与地价急剧上升。据相关数据显示，1984年到1997年，香港房价年平均增长超过20%。受房价飞涨的刺激，香港的房地产投机迅速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