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大毕业设计：往事并不如烟 一代逃港人的生存与归宿

姑妈躲在里屋不敢见他。她的表姐隔着铁闸跟他“讲道理”，“她说，我们也怕被警察抓，你要体谅我们”。白辉当下躲在后楼梯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向同伴说：“我（要）回（内地）去了，我回去了……”

逃港者们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身份。这种隐瞒通常是从口音的纠正开始的。逃港者多来自广东地区，能说一口流利粤语。但香港本地人还是能很快分辨出港式粤语与广式粤语的区别，“比如广东人讲‘厕所’，香港人说‘托列（toilet）’，他们一听就知道你是内地来的。”黄年佳说。

这些来自内地、渴望迅速融入香港社会的年轻男女很快学会了香港人的装束，他们脱下身上的蓝布衣服，穿上喇叭裤，蹬着8厘米高的松糕鞋。

在公开场合，他们绝口不提逃港人的身份，甚至极少提及在内地的经历和故乡。黄东汉曾经有个逃港者同学，他一直要求他的内地同乡不要在他的香港老板、同事前提起那段往事。

上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人曾同情地称呼这群偷渡者为难胞、难民。当时，大批广东人及邻近地区的内地人涌入香港。香港居民多与偷渡者有亲戚联系，很多居民拿着干粮饮料到边界接济难民。有些香港居民甚至躺在马路上，用身体阻止港英政府的运输车将亲人遣送回内地。

钟孝平1959年到港，他记得当时香港本地人“看到你没饭吃给你饭吃，没工作介绍工作，不收你钱的”。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油麻地的金记运输行做搬运，当时运输行已经够人了，老板看他是从内地过来，还是给了他一份工作。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香港民间社会对逃港者的态度再度出现转向。原因是香港居民给内地偷渡者起了一个别称，“阿灿”——这是香港一部收视率颇高的港产电视连续剧里，一名粗鲁、笨拙的内地客的名字。

港英政府也在1974年宣布实施抵垒政策。偷渡者需要突破港英政府在边境设立的防线，到达市区才能获得香港身份证明。此前，偷渡者只要抵达边境后，就不会被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