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大毕业设计：往事并不如烟 一代逃港人的生存与归宿

挥汗：上天入地建楼宇

上世纪50年代的移民潮使香港人口密度骤增，1960年，香港人口达300余万，比战后初年增加了近百万人。建设用地与居住环境面临着巨大压力，整个60年代，荃湾、沙田、屯门新市镇陆续兴建，香港早期的公共屋村代表——华富村也正式落成。

但这些新市镇与公屋的落成，却没能容纳进上世纪60、70年代的两拨逃港人，几十万从内地逃往香港人的异乡人只能在临时搭起的简易房屋中居住或者干脆露宿街头。

1973年，当胡向坤经梧桐山逃到香港时发现，许多逃港者都用捡来的纸皮箱围起一片 “遮头瓦”，晚上蜷缩在天桥底下睡觉。

几个月后，他领着一批同样逃港的青年，在山边搭建木屋，再以2000块的低价卖给逃港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帮助与自己有着相同命运的逃港者，并且从中意外地收获了第一桶金。之后，胡向坤创办了港基土木工程建筑公司，并先后承办香港地铁、香港招商局、鸿光大厦等大型基础设施工程。

往前推1年，香港康乐大厦刚刚落成，逃港者陈年佳说这是当时香港的最高楼。上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正是一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工地上到处是忙碌的工人，其中不乏逃港人的身影。

1971年，孙仲旭偷渡来港。“我们这些逃港青年没有学历证明，哪怕你以前读过大学，在农村做过医生，没有证明，香港社会是不承认的，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他说，因为逃港者年轻力壮，当时，在港做地盘工作的人很多。

1972年来港的邓裕祥在香港建筑业工作了30多年，他在地盘上搬过砖、搅过沙土，并参与修建了香港地铁的隧道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