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琴：对民企生存环境的思考之民企十痛

　　2.政府行为不规范：税费高、罚款高、议价高

　　多年来，政府部门各自为政，自建家规，互不相认或互相打架，存在着部门利益法制化的趋势，这实际上形成了每个部门可以就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尺度论处，造成各种费用居高不下难以承受。例如，三资企业每年年检必须要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由于我宾馆资产量大，仅该报告就得花费数万元，国家为减轻企业负担从前年开始取消年检审计报告，但是政府采购招标却又必须要有该报告，宾馆不得不花钱把报告补上。宾馆是小社会，每年仅年检即达近十项：锅炉、电梯、消防、汽车、营业执照、卫生防疫、特行等，年检何其多，费时费力费资金。

　　行政规定、处罚措施不细化、不明确。事难办脸难看，各种办公大厅规则不清晰，有时甚至往返多次仍办不完一件事，为一些中间机构提供了敛财机会，增加了企业成本。

　　企业税收重，收费高已是共识，但各种罚款又滥又重却不为人知，并且几乎所有收费标准都有很大议价空间，甚至从1万到100万，判罚5-15年等，各种名堂不一而足。如规定是“金额不足一万的，处以两千以上五万以下罚款”，刚开始要罚五万，后来找人说情罚了个中间值”;最近，陕西省咸阳市环保局对一家企业开出了20万元的行政处罚罚单，历时79天，从1月6日至3月27日，罚款从20万元滚雪球一样变成1580万元的“天价罚单”(2015年06月17日《中国青年报》)，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比比皆是。现今宾馆电梯，锅炉、消防等，均要求请专门机构签订有偿所谓维修保养合同，该合同并不能保证如果发生事故使企业免责，但宾馆原有的工程人员仍不得减少，这实际上就是对企业的一种盘剥或讹诈，但是企业只得就范，否则年检不过。

　　3.法律地位

　　与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企央企相比，民企无论法律地位、金融地位、乃至法人地位都与之有着很大的不对等和不公平，可以说虽然民企是纳税人，但与其供养的大多数机构来比，地位是不平等的。

　　4.节日恐惧症

　　企业主为减少各种支出、疏通关系各种花费巨大，甚至一半以上的时间用于各部门和官场周旋而不是经营企业，普遍患有节日恐惧症，很怕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尤其是春节，面临着送礼，工资、奖金、还债还贷、治安、防火等等。每逢过节企业都会列出送礼名单，节日送礼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此外还有刑事恐惧症，从餐厅卫生致人病或死，到火灾等等，均需法人负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何其多。目前各部门和行业制定相关规定力求高大上，看似合理，但其超过了企业的正常承担能力，民企很难做到达标，或局部不达标，因此每次整顿都意味着企业需要花费，循环式的整顿意味着循环式的花费。但相比之下企业最害怕的还是关门。曾有一位新上任的消防领导检查工作，一次关了许多餐厅、桑拿等，结果下午大厅里就站满了带着秘书拿着鼓鼓黑包的、急得团团转的企业主。

　　企业被不停的折腾，丝毫没有纳税人的尊严，部分公务员完全没有为纳税人服务的概念，公权私用、执火明杖，心安理得。

　　5.民企一代而终，普遍面临传承危机

　　家族企业是世界上最初的企业组织，也是最具普遍意义的企业组织形态。根据《Family Business

　　Review》,在美国，80-90%的企业为家族企业，在英国，最大的8000家企业中76%是家族企业;根据日本教授后藤俊夫的研究，日本传承超过百年的家族企业有25,321家，即使以日本惯常定义的“长寿企业”标准——200年来统计，日本也拥有3,937家家族企业。

　　目前民企一代而亡是常态，由于企业主普遍工作时间长，压力大，无瑕于家庭，带来很多后患，其中与子女沟通较少是一个普遍现象。商二代在成长过程中目睹了家长的辛苦和非正常的生活，普遍出现了子女不愿继承家族产业现象，而同时企业主也不愿意子女像他们那样辛苦，不重视传承企业。改革开放30余年，民企的代际更替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现状却是两代人都不愿意传承，在我们周围的企业主中，子承父业者10%左右，绝大多数后继无人!

　　另据《福布斯》2014年9月《中国现代家族企业调查报告》，“在所有747家上市家族企业中，完成二代接班的企业有74家，占比9.9%”，印证了基本相同的数据。

　　在职业经理人还没有广泛形成的情况下，一代而终对民企的生命力和企业的延续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造成企业寿命短，始终在婴儿期不能成长，形不成竞争力，从而也就不能产生品牌和品牌经济。目前民企的传承已经超越了个人家族事务，而是关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延续的家国大事。最近统战部召开会议，制定新的统战三原则，其中把民企商二代作为新时期的统战对象，这说明党和国家高屋建瓴，明察秋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