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应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记忆

12月13日10时，从1994年以来，每年南京城上空都会传来低沉、凄凉、刺耳的鸣笛，现代化的南京都市被整体拉回到1937年南京城破家亡的黑色记忆。今年，国家立法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普天同祭，共同缅怀悼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以及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惨遭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城的黑色记忆，它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民族不可忘却的历史创伤。

发生在77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对于南京每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家庭是多么残酷无情，它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家破人亡和无数鲜活生命的消失。对于那些幸存者而言，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却背负了一生的心灵煎熬。在幸存者的内心深处，南京大屠杀的悲惨经历很难像流逝的时间一样，不留痕迹，悄然消逝。对于每一位幸存者个人而言，日军的残暴、恐怖与丧失人道的恶作剧永远也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中遗忘消失，每个幸存者都有一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悲惨记忆，在他（她）们的记忆中那恐怖的一页永远也无法抹掉。使幸存者终身难忘的还有大屠杀之后她（他）们生存下来的痛苦经历与一种无望的期盼。因南京大屠杀而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儿女的父母和成千上万被日本兵糟蹋后心中永留伤疤的妇女来说，他（她）们劫后生存经历虽然不是战争创伤本身，但是这无疑也是战争记忆的主要内容。

其实，即使没有机会接触幸存者，作为生活在南京的每一位普通市民都已无法回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南京大屠杀已日渐积淀成为南京文化一个组成部分。在南京，作为公共记忆的场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每一处纪念碑随时都可以带您缓缓走进创伤历史的深处。位于南京大屠杀遗址江东门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通过设计一些大小相间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将空间进行分割与重组，同时陈列展示了遇难同胞遗骨遗物、图片、文字等历史史料，空间和特定实物的有机组合，共同形成了空间象征建构。纪念馆作为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人们进入这个公共空间，理解空间的象征意义，社会记忆深受其影响。同时，清明节祭扫亲人之时，许多市民自发前来凭吊，每年12月13日，政府在纪念馆举办形式多样的悼念仪式，民间和官方的仪式活动又不断强化空间象征，实现对空间的再建构。这一特定空间与仪式的互动强化了受众的社会记忆。

除了有形的纪念性建筑物之外，许多无形的因素也会激活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从而启开创伤记忆的通道。任何与南京大屠杀甚至与日本军国主义相关联的现实事件，事无巨细无疑都会触及南京市民敏感的神经。自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后，美化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却不绝于耳，日本右翼甚至公开集会叫嚣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并通过电影、法庭试图为南京大屠杀案的战犯翻案。日本右翼分子的言行再次揭开南京市民心中尚未痊愈的伤疤，南京大屠杀的悲惨历史再次成为南京市民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任何同南京大屠杀相关联的事件在南京市民中随时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如1995年3月，当南京市发出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二期工程捐赠一元钱的倡议后，南京市民纷纷踊跃响应，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参与捐款的市民达到100万人，捐款总额达到160余万元。2000年12月，当盛岛酒店拆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而为市民获悉后，立即引起市民的强烈反对。2002年3月，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更名讨论，也在市民中引起轩然大波。作为公共记忆场所的纪念馆和纪念碑，它们无疑已成为南京市民凭吊缅怀遇难同胞的神圣象征和市民创伤记忆深处的一种情感寄托。

由于南京媒体的强势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南京大屠杀”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据研究，自1986年至2004年，主流媒体《新华日报》、《南京日报》和《扬子晚报》共发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达800余篇，其中90年代中后期呈迅速上升趋势，其中有些年份其报道数都在百篇之上。其报道主题最初比较集中在新资料发掘和新人证的发现方面，其主要目的为了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90年代中后期后，其报道主题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例如有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新成果、南京大屠杀有关电影、日本老兵的忏悔和关爱幸存者等各个方面，南京媒体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问题的报道上越来越表现出理性的态度。

今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致投票通过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城市记忆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记忆，这是全体国民对南京大屠杀认识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中国记忆，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痛教训也应让全世界人民共同记取。人类社会特别是日本人民应该同南京市民一起，不仅要将这一创伤记忆视为人类过去的共同耻辱，也要将它置换为指引人类未来和平走向的共同财富。人类应从悲惨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不应使之成为仇恨的催化剂。我们期待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祭日也成为国际纪念日，从而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