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版面截图。
题记: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日报外专 Satarupa Bhattacharjya深入铜仁市,采访到两位健在的老红军和一位红军的后人,从他们口中回顾当年那段烽火岁月及红军精神的传承。
由于年事已高,加上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肺气肿等疾病,93岁的老红军黄健君在铜仁市第一人民医院已经住了四年的时间。
铜仁市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武陵山区腹地。1957年,黄健君从部队退役以后,一直就生活在这个城市。据党史办的工作人员介绍,截止目前,贵州健在的老红军不超过15人,全国范围内健在的老红军也很少,且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0岁。当黄健君谈起在部队时期的往事时,由于身体原因,他的声音显得很低沉。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当时11岁黄健君在老家陕西看见一支红军队伍从村子经过,因为需要向外界传递信息,黄健君自告奋勇,藏好了信件,假装去找牛,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盘查。成功把信件送出去。
黄建君的第二任妻子张春云今年已经80岁,在采访的过程中,为了让我能够听得更明白,在听完黄健君的讲述后,她又把内容复述给我。在这间狭窄的病房中,整齐的摆放着,电磁炉、电饭锅、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电视机正播放着关于红军抗日的连续剧。张春云之前是在铜仁市纺织品公司,而黄健君则是在铜仁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直至退休。
“他曾经写过关于他在红军时期的回忆录,但是时间太久了,现在找不到了。”张春云说话间,她帮黄健君把挂满各种荣誉勋章的军装穿上,并向我们讲解每一枚勋章的故事,“这一枚是平型关大捷发的纪念章,这一枚是1948年辽沈战役胜利后发的。”每一枚勋章的背后都有着一个精彩的故事。
黄健君在部队时,主要从事的是医务工作,“在部队时,很多士兵手臂受伤严重,为防止感染,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受伤的部分锯掉,这样才能保住他们的性命。”黄健君说。
刚到部队不久,黄健君就遇到了白求恩,后来他成为白求恩的助手,在白求恩身上学到许多有用的医学知识。
距铜仁市碧江区120公里远的印江县,生活着另外一位健在的老红军孟绍金。也是在十几岁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路过他们村时,孟绍金加入了游击队,并跟随部队一起在当地打土豪。孟绍金今年95岁,他的家沿河而建,见到他时,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衣,黑色的裤子。像黄健君一样,老人的脸上长满了皱纹,手脚也不是很方便,听力也不是很好。但看上去老人的身体还很硬朗,思路很清晰,对红军时期发生的事情仍然能够清晰的讲述。
孟绍金的儿子孟守平回忆到,“我爸爸当年与表哥一起,加入当地的游击队,帮助当地的红军搬运粮草,并与红军一起到别的县城去打土豪,并把粮食挑回来,作为红军的补给。”
“在1934年10月的一天,和往常一样,我和其他红军一起,挑着粮食回印江,当我们抵达烂坝沟的时候已是中午,这时两边的山上传来猛烈的炮火声,我们遭到了国民党的袭击,子弹像雨点一样向我们飞来,山沟内根本无法藏身,很多同伴都牺牲了。红军的吹号手叫我躲在一块岩石后面,我才躲过一劫。”回想去当时的场面,孟绍金老人仍然很激动。
“由于我们缺乏枪支弹药,手里面只有大刀长矛,和少部分套筒枪,根本无法和敌人抗衡。战斗结束后,大部分同伴牺牲了,剩下的一小部分人都走散了。回到印江后,因害怕被抓,我在周边的山坡上藏了7、8个月,当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我才回家,后来我从事过农业,还在林业局干过两年。当时在印江大概有300人参加了游击队,有大概20个妇女也加入了我们。”孟绍金说。
沿河县40岁的刘永漂的爷爷是一位老红军,刘永漂说,“作为红军的后代,我要将红军的精神传承下去,我现在带领周边的群众一起种植金银花和空心李,带领他们一起共同致富,我想这应该就是红军精神的最好传承。”
原文见中国日报7月8日20版
英文链接:http://www.chinadaily.com.cn/life/2016-07/08/content_26012466.htm
(中国日报贵州记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