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席“驴倌”扶贫记

对于毛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秦玉峰有太多的话要说。他和毛驴打了一辈子交道，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席驴倌”。

现在，首席“驴倌”很忙，因为到2020年之前，他有两个艰巨任务：一是用东阿阿胶的滋补养生价值为建成健康中国做出贡献，二是用毛驴的经济价值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砖添瓦。

如此，将近花甲之年的秦玉峰从当年的“阿胶少帅”成为今天的“首席驴倌”，角色的转变并不单单是年龄的增长，从“寿人”到“济世”一起抓，他给自己和东阿阿胶加了一副担子。

“驴倌”的心结

图为秦玉峰（右）为毛驴养殖户赠送毛驴。

阿胶虽有“血肉有情之品，滋补奇经八脉”之功效，但是“驴倌”心中有一个“结”，怕是最好的阿胶也解不开。

前几年，在新疆伊犁州帮助牧民建养驴基地和合作社的东阿阿胶援疆工人王怀利等人回到公司作述职报告时，沉默寡言，战战兢兢。秦玉峰严厉地批评他们：“在新疆待了多年，连述职报告都做不好！”

但当得知缘由时，“驴倌”心碎了。

2001年，东阿阿胶公司联合新疆自治区政府建设大型养驴基地，帮助新疆改良毛驴品种，帮助牧民建设毛驴养殖合作社。作为公司业务骨干，王怀利被派到了前线。养殖场建在和田市北郊的戈壁里，离最近的村庄10多公里。刚开工时，连宿舍都没有，王怀利和牧民住了七个月的“地窝子”——在戈壁上挖一米多深的坑，晚上睡觉的时候上面盖上塑料膜，白天十几度，晚上零下十几度。对于这段艰苦岁月，王怀利记忆犹新。

艰苦的条件并没有打倒这位山东汉子，短短几个月，占地5300亩的养殖场建成了。800多头东阿阿胶培育改良的黑毛驴一进场就让当地牧民和畜牧局惊呆了：还有这么大的毛驴？当地的灰毛驴瘦小，而东阿阿胶的黑毛驴比当地的马都大，政府和牧民心动了。

面对公司领导重托和当地政府、群众的殷切希望，王怀利带领牧民开始走上了致富之路。从40多度的夏天到零下30多度的冬天，从海拔2700米的草场到流水湍急的伊犁河小岛牧场，王怀利从没向公司领导诉过苦。“工作累不可怕，愁的是与当地维族同胞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为了打发时间，他每个月骑半天马到和田市区找网吧下载电子书，每天抽四包烟⋯⋯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王怀利很怕自己得抑郁症。

随后，东阿阿胶加大了对新疆的帮扶力度，秦玉峰提出，要实现“一头驴就是一个小银行”的目标，东阿阿胶先后在喀什、阿克苏、和田建了四个大型养殖合作社，援疆队伍也随之扩大。

2009年，李世忠、杨涛、陈金亭等人来到新疆帮助当地牧民推广、改良黑毛驴。每年春季组织开展养驴技术培训班时，为避免语言不通，他们请来新疆畜牧科学院的教授和当地维族养殖大户，并编制维汉双语教材。如今，合作社建起来了，黑毛驴鼓起了牧民的钱袋子，而这几个山东汉子的艰辛却成了秦玉峰永远的心结：

在新疆“八年抗战”的王怀利回来后听不懂新名词，与别人搭不上话，变得沉默寡言⋯⋯2009年3月，在伊犁养殖场，一米多厚的积雪、刮坏了三个防盗门的狂风让杨涛心有余悸⋯⋯2011年中秋节，在伊犁养殖场，李世忠和陈金亭叫来了两个老乡，买了几斤猪肉过节，一杯酒后，四人抱头痛哭⋯⋯

每当提到这些，秦玉峰总会泪流满面，他总觉得是自己亏欠了他们。“每次他们回来，我都要请他们喝酒，请他们吃饭，向他们道歉，也从那时候我意识到必须要进行制度改革，两年必须轮岗一次。”秦玉峰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虽然爱将远在千里之外，但都紧紧牵动着秦玉峰的心，他经常去新疆看望他们。“2012年，秦总到阿克苏、和田、喀什、伊犁看望并指导我们，当时他从阿克苏飞伊犁的途中开始发烧，到了伊犁烧得很厉害，但他仍坚持慰问我们。”李世忠对记者说。

如今在新疆，毛驴不仅仅是交通工具了，更成为当地致富的产业。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专门表达了谢意：“东阿阿胶的援疆工人过来后，对我们贫困地区很有帮助，好多村民都说，今年又有驴娃子出售了，挣了大钱。”

2010年喀交会时，时任山东省省长的姜大明来到喀什，在中巴车上突然看到东阿阿胶打出“一头驴就是一个小银行”的广告语，他非常高兴，充分肯定了东阿阿胶在新疆的贡献。

如此一来，“驴倌”留下了心结，却实现了心愿。

“驴倌”的故事

图为秦玉峰调研海西州基地。

养毛驴能致富？很多人不相信，过去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毛驴一般被用作交通工具，随着现代交通越来越发达，农村养殖毛驴越来越少，但对于“毛驴扶贫”，“驴倌”却有很多故事要讲。

故事一：“吕有功”。上世纪60年代，在甘肃庆阳，粮食短缺，异常贫困。当地按户口分配口粮，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当时一个村养一头驴，全村人把驴当成人一样对待，因为毛驴肩负着全村生产运输的任务。但是粮食有限，毛驴经常吃不饱，瘦弱如柴。为了让毛驴能吃饱，全村人想了一个主意：给它个户口，要一份口粮。于是，“吕有功”这个名字就报上去了。后来组织部考察干部，要提拔像“吕有功”这样的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好干部，大家只能如实招来。不光在庆阳，在那段艰苦岁月，我国大部分地区生产资料匮乏，毛驴就成为农村的“吕有功”。

故事二：毛驴禁毒。2007年两会一结束，时任云南省药监局局长的孙学明，就到东阿阿胶考察工作。在中缅金三角地区，农民偷种罂粟现象严重，虽然国家严厉打击毒品，然而受利益驱使，屡禁不绝。当地百姓大部分很穷，很多人连一百块钱都没有见过。当看到东阿阿胶的养驴模式后，孙学明眼前一亮：当地人有养驴的风俗，如果把东阿阿胶引过来建立毛驴药材养殖示范基地，既能建立一个民族地区的毛驴药材基地，又能够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当第一批50头黑毛驴头戴大红花到达时，当地200多头雌性小毛驴异常兴奋，村民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现在，黑毛驴让当地农民尝到了甜头，把罂粟扔到了一边。

故事三：毛驴银行。有一年，秦玉峰到新疆考察项目落实进展，在岳普县走访了一位独臂维族老人。老人养了三头经过东阿阿胶改良过的岳普湖疆岳种公驴。在老人看来，一头驴就是一个小银行：一头公驴每天配一次种，收益150块钱，每天平均配两次，三头每天就可以收入900块钱。后来，东阿阿胶把改良品种模式推广到全新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初次在庆阳推广这一模式时，当地信用社把“一头驴就是一个小银行”的宣传牌给拆了，在他们看来，作为农村小银行的信用社和一头驴相提并论，不是骂行长是驴吗？但是两年后，他们再也不敢拆宣传牌了，因为这块宣传牌被养驴致富的农民定在了高压线底座，并且牢牢看守着。

对于“毛驴扶贫”的故事，秦玉峰说起来滔滔不绝。他坚信，虽不如骏马高大威猛，但是任劳任怨的毛驴一定能“驮”着农民走出贫困，奔向小康。

“驴倌”的议案

图为秦玉峰调研东阿黑毛驴繁育基地。

2015年1月30日，在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秦玉峰提了一则“毛驴议案”：将毛驴纳入家畜补贴范围。之所以提出“毛驴议案”，是因为贫困户在养驴时没有与养牛、羊、猪同样的政策资金扶持。

有人说，养驴周期长、见效慢，效益不如养牛、羊、猪。对此，秦玉峰一百个不服：“养驴周期虽长，但一到两年也能见效，而且效益是牛羊无法相比的。就拿一头成年母驴来说，驴奶每年能卖3000元，孕驴血能卖2000元，母驴本身能卖4000元，所以一头母驴一年就能产生9000元的效益，已经超过一头牛的效益了。”

并且，相比牛、羊、猪，驴的市场价格更稳定，每年驴肉价格稳定增长3%左右，这离不开东阿阿胶的推动。杨涛是东阿阿胶活驴掌控部办事处经理，他每年要到全国各地收购活驴，被贫困地区的养殖户称为“财神爷”，也被各地驴贩子骂作“丧门星”。东阿阿胶的活驴收购平台解决了养殖户不了解市场行情、易受骗、销路难、销售价格低等问题。为避免养殖户利益受到损害，杨涛一年基本都在路上，一辆车两年开了14万公里。

对于“毛驴扶贫”，有人持怀疑态度，于是秦玉峰带领公司员工亲自实践，对贫困农户养殖毛驴进行补助。2007年，东阿阿胶联合内蒙古巴林左旗政府设立养驴扶贫基金会。农户每养殖一头驴，基金会补助1000元。东阿阿胶负责全旗所有毛驴的收购，并且在市场价基础上每头再加400元。同时，东阿阿胶出资修建27个改良站，免费为牧民改良当地灰毛驴。此外，在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东阿阿胶出资并聘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郐艳丽对该村进行乡村整治规划，让该村实现了由穷到富的转变。

看到效果后，秦玉峰决定下一盘大棋：启动建设“百万头毛驴养殖基地”计划。一个惠及30个民族农牧民的百亿商品驴产业带，正在内蒙古赤峰、辽宁阜新等边贫地区隆起。这些地区已有乡镇级以上养驴协会百余家，200头规模以上养殖户1000个，1000头养殖村350个，10000头养殖乡镇13个，5万~10万头养殖县8个。短短几年时间，已带给农民20多亿元收入。

如今，秦玉峰的示范得到了政府层面的响应，山东省聊城市确定开展养驴扶贫五年行动，按照政府扶持、企业带动、金融帮助、贫困户积极参与的模式，在贫困村大力发展养驴扶贫，力争通过五年时间，发展基础母驴3万头，存栏肉驴30万头，使15万贫困人口走上脱贫致富的路子。在实施中，将率先在东阿、高唐、阳谷开展养驴产业带动精准扶贫试点，采取代养驴驹、差价送驴、规模养殖等运行模式，并制定相应扶持政策。

“毛驴扶贫”终于从“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但是“驴倌”对现在的“兵力”并不满意。在脱贫攻坚集结号吹响之际，秦玉峰希望在热火朝天的第一线，看到更多毛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