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人事档案制度弊端日渐明显 全国超60万弃档族

官员干部：档案是命根，造假屡见不鲜

流动人员视同“鸡肋”的档案，对官员干部来说，却异常重要。其履历、工作业绩、能力、获奖或被处分的情况等等，都通过档案呈现在组织部门眼中。而就因为其如此重要，档案造假在一些被查处干部中屡见不鲜。

2014年7月8日，中央组织部通过12380举报网站通报了山西、广东严肃查处3起干部档案造假案件的情况。

根据12380举报网站，3起案件分别是：

山西查处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原秘书长王红英档案造假案。王红英，2013年4月任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秘书长。经查，王存在伪造虚假年龄、虚假身份、虚假任职经历等问题。

山西查处运城市经济开发区副主任黄梅芳档案造假案。黄梅芳，2013年6月任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党工委委员。经查，黄梅芳的干部人事档案存在涂改年龄等造假问题。

广东查处梅州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原政委钟立档案造假案。钟立，2010年5月任梅州市劳动教养管理所政委，2013年7月至2014年3月任梅州市技师学院副院长。经查，钟立存在工作经历弄虚作假、违规获取公务员身份等问题。

类似干部档案造假的事情屡见不鲜。曾有公务员毫不掩饰地指出，对于走进仕途的人而言，年龄、民族、学历、关系等都是对其晋升产生影响的因素，“造假、篡改部分内容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有档案管理人员表示，修改档案的行为在一些地级市和县城更容易发生。在这些地方，“山高皇帝远”，人情关系和权力影响更容易介入，这些都会对制度的严格执行构成极大冲击。

陈伟是河北省保定市城市管理局新市区分局的一名城管队员，提及修改档案，他表示这种事很常见，“撤销一些处分，增加立功、受奖及先进个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等”。

对此，保定市一名档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些人工作调动频繁，流动性大，单位档案如管理不严，篡改档案会很容易。从工作简历、专业职务，到出生年月、学历都能改，有的甚至伪造录用和任职手续。

这样一来，档案就丧失了最原始的价值。

而如何防范人情关系和权力渗入档案管理系统，已经引起社会深思。

向“信用档案”转化，改革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作为官本位意识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有产物，作为单位制下一种强有力控制的不对称的典型政治化符号，当下中国人事档案的信任赤字在不断扩大，改革的呼声也随之产生。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告诉记者，2005年，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才报告》就提出，我国人事档案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大大落后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整体进程。

干部档案、企业职工档案、流动人员档案以及学生档案牵涉到组织部门、人事部门、劳动部门、教育部门和综合档案部门等多个组织，多头管理下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尽管《流动人员档案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流动人员的档案由人事部门下属的人才服务机构管理，但为了“分得一杯羹”，劳动部门的职介中心、各行业成立的人才中心、外企人才服务机构以及教育部门的就业分配和留学服务机构等，都参与到利益的争夺当中。一些地方的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还以各自掌管的户口派遣、职称评定、失业登记、社保办理等权力，为争夺档案托管撑腰。组织部门、人事部门、劳动部门等的档案管理专职人员配置以及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的从业人员都不愿意“革自己的命”，人事档案制度变革的系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可以想见。但是，不论如何，人事档案制度变革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陈潭认为，信息记录才是人事档案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这种以信息记录为主形成的档案材料，将是真正了解个人的依据和载体。加强信息的真实记录和进行规范化的管理，不仅能增强公民的档案意识，还能提高档案的使用频率，更能显示它的价值。而档案价值越大，人们对档案也就会越发重视。

人事档案制度改革必须突出人事档案的公共服务功能，从而改变原有的政治化管理和身份依附关系；须强化人事档案的信用管理功能，从而避免当前的制度危机和管理困境。人事档案制度改革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具体工作：

第一，明确人事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强化契约化管理。公共人事管理必须明确公共权力机构与公共事业单位人员的公共雇员地位，取消原有的干部身份，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称。要通过不断完善《公务员法》，逐步在公共领域推行契约化管理制度。

第二，建立人事档案信息数据库，实施电子化管理。要建立全国联网的、公开的、可检索的个人信用数据库，对不涉及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的人事档案信息进行数字化、电子化处理，制作人才档案信息库，可以作为开放式的人才信息网络平台的主要信息源。人事档案管理的电子化意义就在于采信真实、规范管理、节约成本、减少风险、建构信用。

第三，建立人事代理制度，推动社会化管理。各社会组织在平等享有人事档案服务的同时，必须承担定期向人事档案管理中心送交其所使用人员在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档案数据，由人事档案管理中心进行整理后向社会公开。

第四，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健全法治化管理。

陈潭还提出，我国现行的档案法于1987年颁布，1996年进行了修改。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主体的多元化，档案载体的多样性和群众对档案信息的新需求，尤其是信息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导致档案法的一些规定与当前档案管理的要求很不相适应。

修改档案法最迫切的是建立社会征信体系。我们要把现行人事档案所具有的“政治管理性档案”特点逐步转化为“信用档案”。为此，必须实行个人资信档案登记制度，建立主要包括个人基本履历、履约能力、履约诚信状况、社会责任意识、不良记录等方面信息的实时和历史的信用档案；大力扶植和监督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使信用管理机构或专业公司能够合法、真实、迅速、完整、连续、公开地获取用于制作企业或个人资信、信用的有关数据，并允许合法地传播或经营经过处理的征信产品。

信用管理行业范围应当包括企业资信调查、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资产调查和评估、市场调查、资信评级、商账追收、信用保险、信用管理顾问、通过电话查证票据服务等。所以，还应当制定《社会信用法》《公正信用报告法》等，规范企业和个人行为，引导市场主体诚信交易、守法经营、有序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