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辞典》编纂者:抗战时4岁起逃难

人物小传：段月萍，女，1933年生，安徽芜湖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副馆长。少时亲历日军侵华，备尝国耻家恨。青年时进入市级机关工作，年过半百时被上级抽调，参与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立碑、建馆、修史”，在全国开展寻访调查，是较早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之一。

12·13国家公祭日越来越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成了“大忙人”：接受媒体采访，参加馆里组织的活动，出席图书发布仪式……今年81岁的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退休后仍不辍工作。这两年，她参编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南京大屠杀辞典》，承担了其中50万字的编纂。

“我不会用电脑，这50万字，都是在纸上一笔一画写出来的。”段月萍说，最近，这本辞典的第一卷已经在南京出版，作为参与者她深感欣慰。

市长叮嘱：“馆建得再好，展陈不过硬也不行！”

“八十年来家国，万千里路山河。” 用这句话来概括段月萍的学术与人生，非常贴合。

小时候亲身经历过日寇侵华，从4岁起就随着父母逃难，从安徽到江西，一路逃到湖南……至今，段月萍还记得当年国破家亡、同胞罹难的情景，对那段历史有着切肤的家国之痛。不过，让她感到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段月萍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日本“教科书事件”，日本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修改，将其中记述的对别国的侵略一概称为“进入”，并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进行了淡化和删减。此举遭到日本国内舆论和以中国、朝鲜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强烈谴责。在这个背景下，南京报经上级同意，启动了“立碑、建馆、修史”工作，唤醒沉睡许久的历史记忆。

这项工作，由时任南京市长张耀华任领导小组组长，下设办公室，只有3个成员。段月萍因为有历史专业背景，被从外单位抽调过来，专门负责展陈史料收集与整理。让她记忆深刻的是，市长多次叮嘱：“馆建得再好，展陈不过硬也不行！”要做到展陈过硬，就得把史料做扎实。而在当时，这一块在史学界还鲜有人问津，这项工作对段月萍来说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单枪匹马夜赴徐州，成功采访到当年的美国记者

“立碑、建馆、修史”3件大事，都需要先把基本史实搞清楚。由于长期缺乏关注，南京大屠杀的有关史料零星地散布于各处。她至今记得很清楚，最早查到的一份资料刊登在《文史资料》上，是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的回忆。段月萍如获至宝，把文章一个字一个字手抄下来。

为了查资料，她不仅跑遍南京的各大图书馆、档案馆，还多次赴北京、上海等地“大海捞针”，总计查找到112种、550万字文字资料，图片、照片112张。这些资料，日后都成了纪念馆的展陈，并且编成了专门的史料集。

此外，寻访历史见证人也是一个重要工作。除了在全市普查、寻访到1756名幸存者，她还先后赴全国多地寻访过梅汝璈的家人、秘书，以及当年参与东京审判的工作人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历史资料。有一次，听说当年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美国记者德丁来徐州探亲，她一个人连夜乘火车赶往徐州，又换乘三轮摩托车摸到旅店，晚饭早就误了点，只好饿着肚子等到第二天，终于找到德丁，对他做了深入的采访。

还有一次，她去上海寻访一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见到了一本东京审判的影集，但对方只答应借给她3天时间。为了抓紧时间翻拍，段月萍连夜乘火车回宁，到家时已是凌晨两三点。第二天一早，她就带上影集向市领导做了汇报。市领导闻讯，当即指示秘书送图片社翻拍。3天后，她如约再赴上海归还影集。她说：“那些年，我经常一个人在外奔走，对工作充满热情。”

参与编著首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史稿等专著

1985年是抗战胜利40周年。这一年，南京为大屠杀遇难同胞建立了13处纪念碑，建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碑建成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包括日本友人在内的各界人士纷纷来宁参观、访问。作为参与其事者，段月萍深为自己两年多的艰苦付出而欣慰。

从这一年起，短短几年里，段月萍还参与编撰了第一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一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组织拍摄了25分钟的纪录短片，编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照片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出史料集时，出版社考虑到事涉敏感，不肯担这个风险，后来还是张耀华市长专门签了名、批了字才得以出版；而那本照片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没有正式出版，只是内部印行了一批。

多年来，段月萍著述颇丰。直到今天，她依然勤于耕耘，为探求历史真相和启迪而不懈努力。她说：“这些年来，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越来越受重视，以国家公祭为新起点，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今后将会更加全面、深入，对此我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