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种业如何逆境奋起？——种业知名人物访谈录

农业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良种在农业增产中贡献率超过４３％。自主培育的超级杂交稻、紧凑型玉米、优质小麦、转基因抗虫棉、双低油菜等一大批优良品种已跻身世界领先水平。然而，我国种业整体实力较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面对国外种业巨头纷纷入华的挑战，民族种业如何逆境奋起？

记者日前就此话题采访了水稻育种家袁隆平和谢华安、玉米育种家程相文、油菜育种家傅廷栋、蔬菜育种家方智远、种子企业家李登海和张海银等种业界知名人士。

中国种业面临跨国公司深度挤压

记者：当前，国际种业交流与合作日渐深入，为何突出强调壮大民族种业？

张海银：中国种业正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对跨国公司的深度挤压和强势竞争，中国种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民族种业。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把握种业发展的控制权和农业发展的主动权，保证粮食安全，使１３亿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方智远：以蔬菜种子为例，在与跨国种子公司的激烈竞争中，国内蔬菜种子占据约８０％的份额。当前我国蔬菜种业发展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２０００多个蔬菜育种科技人员以及主要育种技术、种质资源大部分为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所掌握，现有的蔬菜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育种创新能力不强，而国外跨国公司凭其资金、技术优势正虎视眈眈强势进入我国。

谢华安：随着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耕地质量下降，增加粮食产量将主要依靠提高单产，要不断培育优良新品种。当前迫切要求将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紧密结合，加大粮食作物育种新材料创制和新品种的选育力度。

记者：良种对提高粮食产量潜力有多大？

袁隆平：以水稻为例，我们正在向亩产１０００公斤的超级稻育种第四期攻关发力。理论上，水稻的光合作用对地表太阳能的利用率可以达到５％。目前全国水稻平均亩产约为８００斤，只相当于利用光能的１％至２％。把光能利用率提高到理论水平的一半，即意味着亩产翻番。超级稻成功并推广后，预计可使全国水稻平均亩产增至１２００至１３００斤。

产学研脱节制约种业发展

记者：我国种业发展面临哪些突出问题和瓶颈？

傅廷栋：产学研脱节，是当前阻碍我国种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原因一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大型的育繁推一体、研发实力强的种子企业还不多；二是管理体制问题。

方智远：现有育种科研机构与种子企业结合得不紧密，育种科技人员的业绩评价脱离实际，研究所办企业机制不灵活，很难做大做强，亟须深化体制改革。

程相文：随着玉米种子“先玉３３５”等国外品种及其配套技术的快速推广，中国进入单粒播推广时代，这一技术革新彻底颠覆了中国农民的传统种植方式，改变了中国种业经营模式和育种方式，目前我们缺少新型种子资源及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等核心竞争力，这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登海：我在１９８５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杂交玉米产业化的科技企业型单位，至今已２８年。种业改革的制约因素除了体制机制外，还有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观念，以及部门、单位、个人利益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希望尽快落实国家相关政策，促进我国产业化种业公司的发展。

以企业为主体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

记者：加快我国种业发展应从哪些方面着力？

张海银：要着力打造现代种业体系，落实国家扶持政策和部署，打造一批实力雄厚的国家级“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作为民族种业发展的“领头雁”。同时，加快推进科研体制改革，切实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促进人才、技术、资源等要素依法有序向企业流动。种业作为高科技产业，必须注重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傅廷栋：过去虽然也提倡产学研结合，但成效不大，主要是没有联合的公共平台，还是各干各的。去年底，国务院文件提出，要建立育种科研平台，打破院所和企业界限，联合国内研发力量，建立科企紧密合作、收益按比例分享的产学研联合攻关模式，这对于促进我国种业的快速发展，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登海：建议尽快修改种子法、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落实税收、信贷等方面扶持政策。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升新品种与旧品种的差异标准，只搞微小差异改良、不提高新品种差异标准是保护落后。希望国家在种业方面更加注重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