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平小道”到民族复兴大道--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

　　驯虎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它一方面要求必须有调整各种行为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要求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崇高权威，市场经济活动必须依法进行。

　　2014年，辽宁省锦州市一则通报引发舆论热议，该市一养老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光跑手续就涉及39个单位，共加盖了133个公章，历经8个月仍没有完成；2013年6月，广州市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曹志伟把他绘制的一幅4米多长的“万里审批图”直接寄到了北京……

　　一个个大红公章背后，涉及的是部门利益，凸现的是“权力”和“市场”这一挥不去、绕不开的市场经济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深刻认识到，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斩断非法伸向市场的“闲不住的手”，把权力这只“老虎”关进制度的笼子。逐步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营造“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环境。

　　新一届政府着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分批次取消和下放数百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把市场能办的交还给市场，使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经济活动。

　　诚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评说，“减少行政审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企业减负松绑，这些举措意在激活市场活力，为中国经济提供内生动力”。

　　2013年9月29日，中国改革开放又添靓丽一笔———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成立，被外媒称为中国探索改革开放新路径“试验场”和新策略“探路石”。上海自贸区的一个标志性举措便是探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清单之外的事项由市场主体依法自行决定。

　　负面清单作为市场管理的手段，从自贸区出发，这一管理模式将延伸到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将远远超过纯经济范畴。

　　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有机结合，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划定明确边界，将从根本上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而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2013年以来的这场反腐风暴，席卷中国，惊诧世界。

　　2014年7月29日，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这是建国以来中纪委查处的最高级别官员。

　　盘点众多腐败案件，贪污腐化、受贿卖官、权力寻租、内幕交易、利益输送……一桩桩、一件件，几乎都是涉及权钱交易，其损害的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人民的财产，更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运行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腐就是一场对权力进行约束的改革。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邓小平思想的视野已经转向法制社会。

　　1979年月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访华团时说：“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

　　与改革开放相伴随的是，30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探索加强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保驾护航。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目标写入宪法；颁布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确立了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开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立法工作，陆续实行了合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担保法在内的各种法律制度……

　　2014年月7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从治国方略的高度阐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它一方面要求必须有调整各种行为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要求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崇高权威，市场经济活动必须依法进行。

　　既不“越位”，更不“缺位”；该放的放掉，该管的管好。政府自然回归本位，集中在公共服务属性的关键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2014年10月，中央将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盘点十八大以来的各种举措，无论是精简机构、简政放权，还是强力反腐、规范权力，都是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依法治国。

　　万众期待，一个自由公平、法治严明、风清气正的市场经济社会生态，正渐行渐近！（记者　余孝忠　高鹤君　陈建华　陈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