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婚纱照风波映照的家史国史

　　让更多的人来讲历史,把历史讲清楚,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反倒是历史之所以成其为历史的必需

　　西安罗阿姨陪儿子儿媳拍婚纱照,儿媳相中了一套红卫兵系列服装,罗阿姨极力反对并给丈夫打电话求助。最终,公公劝儿媳改变了主意——原来,公公的父亲是出身富农的老师,文革时曾受红卫兵冲击,婆婆担心婚纱照摆在家中会引起家人的心病。儿媳得知家史后深感歉意,她说自己因几部热播剧觉得红卫兵的衣服很清纯,但不知这身衣服对于父辈们的含义,感叹自己急需补上这一课历史。

　　这场家庭风波的化解途径,颇合媒体话语的流向。这个化解方式,也有双重的含义——显性含义是历史的作用,隐性含义是父辈的权威。儿媳因不了解历史要照红卫兵婚纱照,最终又因为了解历史而放弃,这是说,只要了解文革的历史,一个人就会否定和厌弃文革。公公在这里既是历史知情者和讲授者,又是长辈,前一个身份具有知识权威的意义,后一个身份则暗通两辈人间的“慈孝”主题。

　　故事皆大欢喜,随着这个家庭的风波得以化解,故事引起的社会焦虑也得到缓解。人们能增加“通过历史讲解避免悲剧重现”的信心,这个故事又产生了“应该多讲解文革历史”的隐隐呼吁的效果。

　　不过,这个家庭的婚纱照危机,是通过被损害被欺辱者的家史化解的,而另外一些人的家史可能是另一个故事。这些年,从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到急风暴雨的财富增长,舞台的主角发生了位移,一些人在那个年代的生活虽未必美好,当年普遍的贫穷、普遍的不自由就说明了一切,然而,他们对当下现实的不满容易幻化出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理想年代”,而这个年代对另外一些人,比如婚纱照风波中的公公,却是一段噩梦岁月。

　　儿媳放弃红卫兵婚纱照并表示了歉意,但我们不知道她的歉意是为自己不了解公公的家史,还是为自己不了解全面的历史。若属前者,她的歉意只是家庭生活的礼貌；若属后者,这种歉意就是基于历史的省思。她现在了解了那身衣服对公公婆婆的含义,但对文革中其他的父辈们而言,那身衣服的含义是否一样?当年,巴金先生一听样板戏就做噩梦,还投书媒体表示抗议,但听样板戏的人一直都不少；同样,在姜文都有参与的《芙蓉镇》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两部电影表现同一时代时的色调明显不同,足见历史对同一个人的含义也可能是多面的。

　　儿媳对红卫兵衣服有“清纯”的印象,源于近几年的热播剧,这种认知路径在年轻人中非常典型。但是,热播剧大多属于造梦影视,它们所记述的时代故事往往只有吉光片羽的背景,以及类型学意义上的符号。再加上文革历史这些年被小心翼翼地打包处理,“宜粗不宜细”,时代回忆又因亲历者老去而越来越难以回避,影视中文革故事也只能单向度地展现“清纯”。时代的光明、复杂和荒谬、重量都已丧失,被文艺性的“清纯”覆盖。在这起婚纱照风波中,时代似乎拣回了一些重量,但如前所述,这只是一个富农教师家庭的特殊个案,仍然缺乏质地。

　　其实,历史上何曾有过真正的红卫兵服装?所谓红卫兵服装,不过是那个时期的军人服装,只是不佩戴帽徽和领章而已。整个社会以军便服为时尚,至少在80年代初期仍然存在。那是单色社会的一种特殊美学,社会趣味上对“高级人群”真诚的集体戏仿,就像今天人们追慕奢侈品一样。网上看到一些文革婚纱照,精神气质上仍是影楼生意,只能算是一种时尚消费。尽管动用了与众不同的符号,那些照片的主人仍活在现实而非历史中,不能说是“文革余孽”或“新红卫兵”。

　　无论如何,历史不应该“一言以蔽之”地打包处理,而应以详备的记载供人读取,它才能立起碑刻,具有份量,不致流于戏谑和虚无。西安这个家庭的婚纱照风波中的家史“补课”,不算有普遍说服力的历史讲述。相较而言,近期热映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披露了一些以前长期避而不谈的史事,更有公共叙事的色彩。这部历史剧并没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可见,让更多的人来讲历史,把历史讲清楚,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反倒是历史之所以成其为历史的必需。(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