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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疑案可否昭雪? 聚焦黄兴林立峰陈夏影绑架杀人案》系列报道之三
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每一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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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以来,前有吴昌龙案、张高平案、佘祥林案,后有赵作海案、呼格案、念斌案,一批曾经的“铁案”经过法院的重新审理,无辜的被告人洗脱了罪名,恢复了名誉。当我们审视这些案件时,在意的不仅仅是当事人是否能够获得公平、合理的裁决,还有法律制度如何才能进一步地完善,如何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令公民的人身权利得到保护,令公平正义得以伸张。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一系列案件不是正义的终点,而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起点。

何以冤案

《十九年疑案可否昭雪? 聚焦黄兴林立峰陈夏影绑架杀人案》系列报道之三<BR>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每一个公民
黄兴的母亲坐在小区内的石凳上哭泣 图片来自网络
首先,我们要问,是什么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涂崇禹认为,冤假错案是无法绝对避免的,但是过去一二十年发生的一些冤假错案存在一些共同的诱因,首先是过去司法机关及其人员司法理念较为落后,偏重打击犯罪,保护受害人,而忽略了对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在无法查清犯罪事实、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宁枉勿纵”,在限期破案、挂牌督办的压力下往往未审先定,本来应该是“疑罪从无”的变成了“疑罪从轻”、“疑罪从有”。

福建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兆增也认同,从前司法机关的办案理念存在重大问题,刑事案件推崇“命案必破”,在领导要求限期破案的压力下,证据链尚且缺乏充分论证,就已经盖棺定论。而公安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办案手段单一,秉持着“口供是证据之王”的理念,办案时往往出现违背《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规定,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现象。

又如本案二审中黄兴的代理律师、福建省法学会前秘书长赵国安律师所言,当时推行的是公检法联合办案;即便是现在,《刑诉法》也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互相配合这一条实际上使得公检法成为一家人,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公安机关炒菜、检查机关端盘子、法院照单全吃’的怪状。”丁兆增说。

“当侦查过于依赖口供,导致刑讯逼供难以杜绝;证人又基本不到庭作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难以作有效辩护,话语权太弱时,就不利于对案件的公正审理。”涂崇禹说。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法院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并强调,“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

《意见》还要求重调查研究,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注重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疑罪从无”

本案的《终审裁定书》中的结论“认定三人犯绑架罪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一直受人诟病。黄兴的二审代理律师赵国安就直言:“判案怎可用基本?基本是多少?80%?70%还是60%?”

涂崇禹也认为,黄兴林立峰一案,案件缺乏关键的直接证据,被告人口供与证人证言反复矛盾,不能排除刑讯逼供或诱供的可能,检方指控存疑,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规定,只有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有罪判决的规定。

2012年,经过修订的《刑诉法》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与此相适应,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完善了不起诉制度,并在审查起诉与一审判决中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

2013年的《意见》也强调,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死刑案件,认定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事实证据不足的,不得判处死刑。

“福建的念斌案之所以在法律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念斌是在真凶被捕前被宣布释放,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个适用‘疑罪从无’的案件。此案对陈夏影案具有参考价值。”丁兆增说。

慎对“铁案”

在接受采访时,几位律师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讲话:“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是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对政法机关提出的努力目标和明确要求。

涂崇禹说,冤案不仅影响了个案正义,而且造成了社会危害。它伤害了当事人及其家庭,放纵了真正的犯罪分子,损害了司法权威,打击了老百姓对法律和法治的信仰,“因为错抓一个无辜的公民所造成的伤害可能远无法用抓对一个犯罪分子的价值来弥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说:“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玉刚和王江涛说,多一个冤案,就会多一个家族对党产生不信任。作为党员律师,应当“要维护党的形象与声誉,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正确实施,要维护当事人的切身合法利益”,这三个原则缺一不可。

丁兆增说,这一轮“铁案”的重新审理,从表面上看是冤假错案纷纷浮上水面,但是这种拨乱反正反而重新树立了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信心,也让执法人员和民众受到一次洗礼。对执法人员来说,是提醒他们注意提高办案的质量,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并且形成一种尊重法律、尊重证据的理念。

“所以,黄兴林立峰案,从个案来看,结果比过程重要;但是对社会来说,过程比结果重要。能够重新开庭审理此案,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丁兆增说。

改革前行

反观中国的刑法修订史,中国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刑事诉讼法》,仅有1954年的《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和《拘留逮捕条例》作为处理刑事案件的程序依据;1979年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共4编,164条,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1996年3月17日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4编,225条,比原来增加了61条;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共5编,290条)。

再观法律在治国战略方针中的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1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首次将“依法治国”确定为会议主题,中国新一轮司法改革拉开大幕;同年12月,习近平同志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循着这线路,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的完善、司法的进步,可以看到从“法制”到“法治”的观念转变,也可以看到政府营造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决心。

丁兆增说,从1999年的杜培武案,2005年的佘祥林案,到2014年的赵作海案,我们对正义的追求未曾间断,并且由点到线及面地,逐渐地影响和改变着司法环境。

涂崇禹说,通过本次司法改革和建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为预防、减少和坚决纠正冤假错案提供了契机和制度保障。

涂崇禹建议,今后应该更加强调以庭审为中心,保障审理者依法独立裁判,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和倡导“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注意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慎用公权力,不搞舆论审判;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全程录音录像,减少刑讯逼供的可能;减少对口供的依赖,依靠科技手段提高侦查水平和办案的准确性;让被告人获得公平的审判,体会到正义,提高我国的法治建设水平。

今日司法进步亟需的,不仅是纠正冤假错案,更要在诉讼中弘扬“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在制度上彰显保护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人本精神。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2004年,《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当无罪的人可以免于牢狱之灾,当每个公民的生命、尊严与名誉都受到守护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司法阳光普照大地的日子。(记者 胡美东 彭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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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于熙标签: 绑架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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