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现状调查：睡城、空城加剧大城市交通负担

制图：蔡华伟

“城市病”的根源不在“大”，而在“大而不当”

大城市怎样“治病”？

前文回顾

5月12日，本版刊发“大城市的纠结”系列报道第一篇《“城市病”缘何而生？》。报道认为，我国“城市病”的成因是多元的，这些病因大城市有，很多中小城市也有，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专属病”。国内外实践也充分证明，“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没有必然联系。

5月19日，本版刊发“大城市的纠结”系列报道第二篇《大城市空间有多大？》。报道认为，发展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与国际上相比，我国大城市发育还很不足，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大城市的发展也要有相应的条件，应当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

顶层设计要科学

规划设计时宜采用“串葡萄”而不是“摊大饼”模式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100多年前，马克思这样阐述城市的集中性。

100多年来，城市化与工业化两大车轮，推动人类社会滚滚向前。然而，当“集中”到了一定程度，人口高度集聚的大城市开始遭受“城市病”困扰时，人们首先从“分散”中寻找出路。

清晨6点刚过，河北燕郊纳丹堡小区门口的公交站台就排起了黑压压的长队。队伍里，孙玉英老人已63岁，她是替在北京上班的儿子排队，而像她这样为孩子排队的人还有不少。“孩子太累，想让他多睡会儿”。

在距京30公里的燕郊，类似这样“跨省上班”的城市“候鸟”有30万人。这些人工作在北京，消费在北京，对他们来说，燕郊只是一张供晚上睡觉用的床。

时下，不少新城以治理“城市病”之名拔地而起。然而，当人们被“分散”到新城后，似乎并未“药到病除”：一座座没有产业的“睡城”、没有人气的“空城”，不仅没有缓解“城市病”，反而加剧了大城市的交通负担。

“这是规划布局、功能定位等顶层设计出了偏差。”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这样判断。

——应当合理规划布局，重统筹重合作。

大城市规划常见的是“摊大饼”模式：以老城区为中心，一圈一圈往外摊，就业、消费、公共服务等在老城高度集中，新城则一片空白。城市职住分离，居民两头奔波，连接老城新城的路越来越堵。

而国外的“串葡萄”模式给人启发。上世纪50年代，伦敦在周边规划建设了8座卫星城，除住宅外，每座卫星城都有配套的产业和生活服务设施。卫星城的建立，使多达3650万人的伦敦都市圈并未感到太大的人口和交通压力。

“先有业再有城，而不是先有草坪和住房。”陆铭认为，人口集聚以就业岗位为基础，“摊大饼”会增加出行需求，新城建得再漂亮，也只是“空城计”唱得动听。因此，规划设计宜采用“串葡萄”模式，让新城多串联一些配套产业、基础设施等。

此外，对一些超大城市而言，腾挪空间已经有限。要治理“城市病”，应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从“跨区域合作”中寻找答案。比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框架下，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使人口、产业、生态布局更合理，从而在发展区域经济的同时也为北京治理“城市病”拓展空间。

——应当明确功能定位，不贪大不求全。

“现在一些城市不管资源环境容量如何，只要是能大量创造GDP的产业，都欣然接受甚至拼命争抢。这样‘暴饮暴食’，自然会因‘消化不良’而‘生病’。”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坦言，从深层次看，应当改革和完善过于看重GDP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不合理财税体制等。

量力而行，就不会“累出病”。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对于每座城市来说，首先要看清楚城市发展的格局、态势、在区域经济社会分工中能够担当的角色，然后结合自己的资源、环境、文化特点，努力满足生产、消费和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