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人们所谓的舆论监督，还是学界所称的“舆论审判”，由于舆论在现代的大众传媒中体现为各种报纸、杂志、电视和新兴网络等各种新闻传媒，因此，简单地说，舆论与司法的关系实际上就约等同于传媒与司法的关系。
明显地，舆论影响了“许霆案”，拯救了许霆的命运。我们可以将舆论对司法造成的这种巨大影响形容为“舆论审判”，这正是本案所引发的一个突出问题。这里所谓的“舆论审判”，是指舆论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进行评论，从而在实际上左右了该案件的审判结果。[1]“舆论审判”并非由舆论直接进行审判，而是通过公众对案件的参与讨论在实际上影响了审判结果。
“舆论审判”对于个案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正面影响的如“许霆案”、“孙志刚案”、“佘祥林案”。在“许霆案”中，假如没有传媒的介入，许霆的个体命运就不会受到社会高度的关注，就很难有发回重审以及由无期徒刑改为五年有期徒刑的结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孙志刚案”中，传媒的介入使冤案得以浮出水面，不仅使肇事者受到法律的制裁，更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在“佘祥林案”中，传媒的介入使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受害者获得国家赔偿。我们当然不可完全否认舆论介入的价值，还应当肯定舆论给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带来的正面影响。然而，传媒和舆论并不是法官，不能完整地接触到所有的证据材料，也不能完全地正确理解法律是如何适用的。[1]既然舆论着眼的是案件的实体结果，那么，舆论在对个案产生正面影响的同时，也有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
“舆论审判”对个案产生负面影响的如“张金柱案”和“刘涌案”，正是媒体一遍又一遍地渲染着被告人的罪行，引起公众对案子的极大关注。我们不讨论被告人在事实和法律上是否该处以死刑，单从程序上看，传媒已经预先作出了“审判”，裹挟了民意，在一片喊杀声中，舆论已经在事实上对法官造成了沉重的压力。重压之下，法官又如何能够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呢？更何况我国向来强调法律效果要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埋头判案”，还要“人民满意。”这样，“舆论审判”不仅让法官对案件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还使法官受到舆论的重压，如果舆论掌握的不是事实的真相或者不是事实的全部真相，就可能导引法官作出偏离事实和法律的裁判。尤其是存在死刑制度的我国，“舆论审判”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