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景等“大老总”设立的游戏规则，被拉来的下线须申购某个“国家项目”，可申购1至21份，首份3800元，之后3300元/份，申购21份需69800元，可直接获得较高职位，尽快获得大额分成。
申购份额后，像张红这样的新人须再去找3名下线申购项目，下线的下线再去发展3人，以此类推。
“1·18案”三巨头之一的赵晨江说，这是用数学模型算出来的，利用的是3的N次方几何倍增原理，发展下线速度惊人。张红交的69800元被说成用于建设“国家项目”，实质上，这笔钱首先进入常景这样的“老总”账户，老总返给她19000元，剩余的50800元则被层层瓜分。
在这个网络里，传销者根据申购份额及发展下线多寡，充当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等角色，按照“五级三晋制”游戏规则，不同级别的人可分到不同的钱。
2010年初，张红成功拉到一个下线，是好友。在随后的日子里张与丈夫感到被一种不可控的力量牵扯。“没有亲情，没有友情，只想怎么让更多的人进来。”
张红丈夫“上总”是2012年初的事情。那一天，传销组织者先恭喜了这对夫妻，随后建议“先买车，买房别人看不见。”于是张红夫妇借钱买了宝马车，不过张红至今没有坐过。她说，车被丈夫开回石河子，目的是炫耀，拉更多下线。
截至2012年4月被抓，不到两年时间里，张红和老公发展了数十名下线。而常景伞下，则是一个约2000人的庞大网络。
在张红的传销网络里，绝大多数都是清贫的市民，发展的传销下线也都是自己的家人。
比如，一名上过大学的女子先是骗来了正上大学的弟弟，之后是自己的姐姐姐夫，到最后，是他们的父亲，一个卖豆芽供应三个子女上大学的老人。一些公务员也被骗来，加入后通过他们的身份和关系拉来更多下线。“我们说传销犯罪中没有受害者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么一条链骗下去。”专管打击传销的一位老民警说，而且很难说服，即便是被判刑的人出来后仍相信他们从事的活动是好东西。
今年4月，一位刚刑满释放的前传销者向记者如此阐述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坐牢了，这件事在法律层面肯定是错了，但他觉得纯资本运作要是国家出面去做，正规管理，是能做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