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叹检察院行政人员臃肿：办案人员不到50%

看着电视里深圳的法官们不用再为行政级别没法“进步”发愁了，王慧（化名）心里很羡慕。她也希望自己的工资能和行政级别脱钩。到检察院10年，34岁的王慧仍然是一个科员，晋升对她来说似乎还有些遥远。就在前年，她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同事才刚刚提了副科。

今年1月，深圳从2003年开始探索的法官职业化终于结了果，《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得以通过。

这一方案在一些学者看来是值得借鉴的样本。方案所致力于的司法职业化改革仍在路上。

离开的人和不办案的人

去年一年，王慧办了120多件案子，前年是180。尽管论办案量，她在科里是最多的，但办案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收入。她的收入和同事没什么区别，“干多干少，收入差别不大”。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副院长赵耀彤有类似的感受，“有效激励机制缺乏，干多干少差不多”。

缺乏激励的结果，是不少法官选择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就透露，“近5年来，上海市法院系统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年龄在40～50岁之间。”据他介绍，这批业务熟练的法官，往往流向了党政机关和商界，或者干脆“下海当律师”。

类似的情况亦发生在深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数据也显示，从2009年到2013年年底，深圳法院系统一共辞职34人，调走237人，相当于两级法院政法编制人员的15.5%。

检察系统也不能幸免。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红宇在提案中“不完全统计”：2011年检察人员流失人数为6011人，2012年检察人员流失人数上升为6252人，2013年检察人员流失人数更是高达6415人。

根据赵耀彤的观察，法官辞职的可能不算多，但隐性辞职或有过隐形辞职要求的不在少数。他所谓的隐性辞职，就是指申请调到了行政、后勤岗位，不在一线办案了。

人员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司法部门案多人少的状况，让原本紧缺的司法资源更为紧张。一线司法人员中，真正办案的并不多。

王慧所在的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检察院有70多名人员，日常负责办案的大概只有30人左右，剩下的则基本负责行政工作，办案人员不到50%。类似的情况在法院同样存在。曾有媒体报道，一个法院的实际办案法官占总人数的50%～80%。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就觉得法院里闲人太多，他认为，非审判岗位可以大幅压缩。“是不是每个法院都需要研究室、政工部门？后勤、基建这些是否能社会化？”王琳认为，一般法院裁员五分之一，都可以正常运转。

除了行政人员，在法院里不审案子的，还有位于领导岗位的院长、副院长。这在过去也被认为是法院过于行政化的一个表现。早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曾下发意见，要求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亲自审理一定数量的案件。但因无具体要求，过去在实践中多流于形式，去年以来，才渐有严格要求。赵耀彤就透露，在他所在的法院，过去院长审案仅是提倡，到了今年，已经成为强制要求。

检察系统亦有类似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12月发布的《2014-2018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就提出，“完善落实检察长、副检察长带头办案制度，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检察长、副检察长应当亲自指挥侦查、讯问和出庭支持公诉”。

值得留意的一个细节是，今年2月，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宣判的腾讯诉360扣扣保镖不正当竞争一案中，最高法副院长奚晓明就参与了审判并担任审判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