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中国创造新的制度文明

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只有中国制度既保持了连续性，又坚持了灵活性，做到了连续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一、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

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20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5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开展针对性地施政，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也就是西方常说的所谓蜜月期。这实质上就是民众对政治人物熟悉情况的忍耐期罢了。

相反在耗资巨大、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领导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作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等，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州和联邦的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假如在中国，一位没有任何基层行政经验的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一夜之间就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否胜任？

中国还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美国是近两个月，韩国是近三个月。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比如德国2005年第十六届联邦议会选举，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组成默克尔新一届内阁。比利时在大选后长达541天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个阶段可合称国家权力交接时的空转期。可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这样长的空转期，代价显然过于高昂。

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

西方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整个西方都在呼唤何时才能再有后来者。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

整体而言，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式的选举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政治保持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2013年人代会，中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铁老大”之称的铁道部不复存在了。铁道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3年和2008年也曾试图对之进行拆分，但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一向被外界认为是行政改革的“老大难”。但再一再二不再三，铁道部最终仍然成为改革的对象，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