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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女教师刘芳,“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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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女教师刘芳,“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
  9月28日,刘芳在心理辅导课上与学生互动。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新华社记者 李柯勇 李春惠



  整整十年,她从光明走向黑暗。

  都说后天失明的人最痛苦,可她不仅没有被黑暗吞没,反而用一颗热诚的心照亮了身边无数人。

  在她平凡的人生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平凡的故事?

  她叫刘芳,贵州农村中学一名女教师,被称为“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

在黑暗中抓住光明

  2007年,一纸命运判决从天而降,医生说刘芳的眼病叫视网膜色素变性,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那年她26岁,在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刚工作四年,跟相爱的人结了婚,8个月大的儿子在襁褓中咿呀学语……

  刘芳的视野一天比一天变窄,视力一年比一年模糊。

  2001年,她读了最后一本纸质书,是《笑傲江湖》。

  2006年,她看到的最后两个字,是课本封面上的“语文”。

  2007年,她完全被黑暗包围。

  但是,初见刘芳的人,很多都不相信这是个盲人。

  在家,她扫地、洗衣服、倒开水、冲咖啡、炒菜、在跑步机上锻炼,动作熟练得几乎与常人无异。借助盲人软件,她发短信比很多明眼人还快。在学校,她可以独自走近百米,下两层楼,转5个弯,轻松找到公厕。

  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年她是怎样挺过来的。

  2008年初冰雪灾害时,小区停水停电,她拎着大桶,摸索着下6楼去提水。巨大的冰坨子在头顶摇摇欲坠,天寒地冻,一步一滑,最后她累得晕倒在地……

  不知多少次绊倒、磕伤、撞墙、烫出水泡、碰碎杯子,现在她小腿上还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绝望、沮丧、灰心,她想过放弃。但转念一想,又释然了:“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生活不能改变的话,就改变生活的态度。”

  有人建议她病退或休息,她婉拒了:“那样我的生命就真的终止了。”

  一个盲人要想留在讲台上,无疑要付出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

  写板书,她有时会写歪,有时重叠到一起。一次,没留意走到了讲台边缘,一脚踏空,摔在垃圾桶上。学生奔过去扶她,说:“最后两个字都写到墙上去了。”

  眼睛沉入了黑暗,唯有心能抓住光明。

  她尚未全盲时,有一次学生们发现,刘老师把课本拿倒了,照样侃侃而谈,这才知道,她根本没有看书,而是在背诵课文。

  为了教好书,刘芳把初中三年的文言文全部背了下来,其他重点、难点也一一记牢,把几大本厚厚的讲义全都装在了心里。视力越来越差,课却讲得越来越精彩。

  说、学、逗、唱,她几乎变成了相声演员,课堂上充满欢声笑语。“眼睛不好,上课就一定要生动,才能把几十双眼睛吸引到我这儿来。”

  她用耳朵批改作文。学生朗读,她和全班同学一起即时点评。听、说、读、写,多种训练同时进行,比单向的教师批阅效果更好。

  在她的视力不断衰退时,她的班级成绩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教出了两个语文单科中考状元,在白云三中至今无人超越。

  学生越来越喜欢她。听说她可能不再担任班主任,学生们跑去求校长,哭着说:“一定要把刘老师留下啊!”毕业了,他们把自己的弟弟、妹妹牵到刘芳手上,点名要进她的班。

打开一扇心之门

  由于受到视力的严重影响,从2008年起,刘芳接受学校安排,转型担任学生的心理辅导教师,为学生“引路”。让一个盲人去宽慰明眼人,这的确很少见。

  2009年的一天,年轻老师章玉嘉向刘芳求助,声音都颤了:“我们班有个女生想自杀。”

  找到那个女生,刘芳一伸手,摸到了纤细手腕上厚厚的纱布。这个平常很文静的小姑娘来自一个重组家庭,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刘芳用一块布蒙上她的眼睛,说:“你就这样跟着我一天,试试我是怎样生活的。”

  一天之后,刘芳问:“容易吗?”

  “不容易。”

  “我天天都是这样生活的。我都能好好活着,你有眼睛,又漂亮又可爱,完全可以比我活得更精彩,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

  姑娘的眼泪大滴大滴落在刘芳手上。

  刘芳又去姑娘家家访。她看不见路,只能让章玉嘉牵着自己。天黑了,她们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又深一脚浅一脚走过狭窄的乡间小道,数着电线杆,才找到那个偏远的村子。

  刘芳告诉家长,孩子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点爱。她把母亲的手拉到了女儿手腕的伤疤上:“你不爱女儿吗?”

  “爱。”质朴的农家妇女一辈子都没有这样袒露过感情,而当“爱”字出口,尘封已久的心门终于打开了,母女俩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那时,贵州农村学校的心理辅导基本是空白。白云三中地处城乡接合部,青春期与社会转型期交织,千余名学生心理问题丛生。

  刘芳把自己的工作概括成四个字——用爱倾听。

  在她建立的“成长档案袋”中,学生塞进了各种各样的纸条,把不愿告诉别人的“秘密”向刘芳倾诉——“我无法克制住对她的好感。我的心总是上下浮沉,不知如何是好。”或者,“今天,最疼爱我的奶奶去世了,我想坚强一点,可是怎么也止不住泪水。”还有,“现在的父母对我恩重如山,但我渐渐长大,突然很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去……”

  学生全部来自农村和进城务工家庭的白云三中,贫困生很多。对穷孩子,刘芳总会多尽一分心力。

  不久前的教师节,已大学毕业并也成了一名老师的袁凤梅发来短信:“刘妈,感谢命运中出现了您。”

  读初三时,袁凤梅的父亲病逝,刘芳把她当女儿来照顾。袁凤梅回忆:“我最难的时候,刘妈始终陪在身边。她很少触碰我的伤心事,像阳光一样包容着我。”

  中考前,刘芳抱着袁凤梅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要相信女儿。”袁凤梅说,“你眼睛看不到了,还把我们教得这么好。我有什么理由学不好?”

  那一点一滴的爱,在孩子们心里留下了长久的温暖。

爱和力量

  刘芳最后一次看清儿子阿牛的脸,他才七八岁,现在都读大学了。十多年来,关于儿子的每一缕记忆,都伴着甜美与刺痛。

  才3岁,阿牛就会说:“妈妈不抱,宝宝自己走。”那时在白云区,常有人看到这个场景:一个小不点的孩子牵着妈妈的手,左右张望着过斑马线。有车,他就说:“妈妈不要动。”可以过了,就喊:“妈妈快跑快跑快跑!”

  刘芳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在母亲搬来同住之前那些年,刘芳都是独自带孩子。因磨砺而早熟的孩子,对妈妈有着更深的爱。

  “我妈妈是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做了很不平凡的事。”在小学作文中,阿牛写道,“她的眼睛看世界是黑暗的,可她的心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

  自打刘芳坚持站在讲台上,就非议不断:“一个盲人,还教什么书啊?”但她有一种倔强的自尊——压力越大,越要站得直!而来自身边的爱和支持,则是她的力量源泉。

  很多同事都当过刘芳的“秘书”,帮她打印资料、整理教案,领着她去吃饭、逛街、聊天。学生们都争着去搀扶她,把她牵到讲台上,还把粉笔、黑板擦放在固定位置,这样她一伸手就能拿到。

  她的善良、乐观与坚强又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有个同事的女儿要做手术,血浆不够,她第一个报名献血。全校师生都知道她的存折密码,谁有急需都可以借用。

  “刘芳给我们很多力量。”同事毛艳红说,“她都认真地活,我们有什么理由随便过?”

  刘芳爱读书。甚至失明之后,她也常去逛书店。打开一本书,把脸埋进去,深深吸一口,当墨香弥漫胸腔,那字字句句就仿佛飞了出来,如萤火虫般环绕着她,让她沉醉不已。

  她小学五年级写了第一首诗,后来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作品。电脑装了盲人软件后,经常敲点东西就成了她最大的乐趣。令人惊叹的是,她先后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17万字,一部28万字,其中一部已经出版。

  其中历时8个月写成的《石榴青青》,80%以上的内容是真事——一群“70后”年轻教师坚守西部农村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这本书色彩明丽、幽默风趣,很多细微观察比其他作家更敏锐。

  在小说的前言中,她写下一句话:“一条河,在地面奔腾时是一条河,在地下流淌时还是一条河,最后它们都奔向了大海,在那里它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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