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焯：梳理云冈石窟文化行动

学风严谨的张焯正在进行出土文物的研究。

张焯（左一）与研究院员工进行考古调查。

新世纪初，因苦感云冈石窟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实录性专史，学者张焯立志追访、补缀、挖掘云冈失却的历史。历数年，终于完成一部跨越2400余年、洋洋60万言的《云冈石窟编年史》，让云冈文化研究迈向新起点

核心提示

他是大同市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是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在众多学术刊物发展论文30余篇，独立完成学术著作3部，合作完成学术著作2部，主编图书5部，完成重大申报项目4部。在他的带领下，云冈文化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成果也日益显现。

他就是张焯。

2006年，在他刚40岁出头时，其代表性专著《云冈石窟编年史》出版，一举奠定了他在云冈学研究上的卓著地位。该书以大视角、大框架、大容量、大笔触，填补了云冈学无通史的历史空白，为今后的云冈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把《史记》抄写了一遍

1988年，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的张焯回到大同市工作，并在党政机关一干就是14年。

这段时间不算短，但对张焯来说，并非是蹉跎岁月。在天津师大时，张焯师从有“通史之才”之誉的李光霁教授读魏晋南北朝硕士，而大同正是北魏故都，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其浩瀚的历史时空正可为张焯的扎实学力和潜隐的文化抱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治学勤奋而严谨的张焯总是自谦地说自己下的是“笨功夫”。1985年，尚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张焯就很想读《史记》，但跑遍省城书店却均未能买到，于是从校图书馆借得一套后，静心恭谨地将这部50余万言的史籍抄写了一遍，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既让他对汉代以前的历史有了深透了解，亦助他攻克了古文关。读研究生时，导师李光霁要求他认真读一遍《资治通鉴》，此次张焯虽未像上次一样抄录全书，却在精读细读间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两部经典史籍读下来，让张焯感到胸中历史时空通透，亦有了“通史之才”。其间，张焯还撰写了大量的历史学术论文，在全国性的史学杂志发表。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大学者何兹全先生看过张焯的文章之后，大为赞赏，特为其文章批注：“读书细心，能发现问题，分析材料和问题也很细密。行文通顺，说理逻辑性强，有此好学、深思的基础，将来会有所成就。”

毕业后，他在大同市政府办公厅工作，负责综合材料，业余时把大同地方史志读了个遍，对大同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有了全面了解。平日里，每逢节假日，他都会骑着自行车，在大同的大街小巷、远郊近野转悠，寻访北魏都城遗迹，并于1996年在《大同日报》连载《平城访古记》，以细致的现实遗迹调查结合详实的史料佐证，实现了一次完备而深入的大同北魏遗迹考古报告，一时为学界侧目。

加入研究云冈的团队

2002年以前，大同古城西17公里处的云冈石窟，张焯虽多次踏足仰望，但在历史研究方面，却是一直在门外徘徊。甚至当大同国旅的老总不只一次地向他感叹“对于云冈，怎么夸奖也不过分”时，张焯还常常感到难以理解。

但当2002年，一次命运中的机缘，让张焯的治学方向有了决定性的改变。由于张焯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卓著成果，他被市委安排任云冈石窟研究院副院长。颇有识才惜才之心的老院长李治国对他说：“早叫你来，你不来。云冈石窟才是你学古代史应来的地方。”张焯连说：“迷途知返，迷途知返。”

来到云冈，张焯备感使命责任重大，迫切地想把云冈历史搞清楚，把学术研究搞上去。综览历代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张焯看到，一个世纪以来，云冈学的研究在海内外学者的艰辛努力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涌现出一大批硕学大家，以广闻博见、系统研究，达到空前的高度，在国内，有陈垣、梁思成、白志谦等先生发轫，宿白、阎文儒、赵一德等先生综述，在国外，有以日本京都大学学者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作为新一代云冈学人，张焯深切明白肩负的任务，一定要继承、深入云冈研究，形成更科学、系统、完整的专业成果，指导石窟的保护维修和环境建设。

悉心学习钻研大师们的研究成果，张焯发现，大师们的研究各有所长，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云冈的文化艺术价值，如宿白先生发现《金碑》造文，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云冈历史及其“云冈模式”的意义，国学大师陈垣从佛经和方志中梳理出云冈史讯，梁思成揭示出云冈建筑和装饰艺术的成就等等。同时，张焯备感云冈如同一座“无字的丰碑”，其原因在于云冈系皇家石窟，没有其他石窟那样留下大量题记（发愿文），历史记载不详，并且，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实录性专史，云冈石窟1500年的历史脉络并不清晰，如同混杂在茫茫尘沙之中，让人无法纵观全貌。当年大学时代抄写《史记》时，张焯就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精神有着深切领悟，并在内心将其作为毕生追求，此时，他更把补写、续写云冈历史作为责无旁贷的己任。

张焯深知，这将是一项何等宏大的历史文化工程，对其历史视野、学识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如同一个意志坚定的孤身苦旅者，张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追寻之路。已读万卷书，他更行万里路，从敦煌反向溯流，经张掖、武威、麦积山、西安、洛阳，沿路一个一个石窟考察，摸清各石窟艺术留存及艺术风格；他去新疆，从乌鲁木齐一站站走到喀什，考察佛教入华起点，考察西部造像遗迹；他赴印度考古，寻访世界早期石窟。一条线下来，他心中对佛教东传历史有了清晰的印迹，对云冈石窟的诞生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想到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过的一句话：“研究历史，要站在帕米尔高原瞭望东西。”而他要做的，就是站在云冈所在武周川的高处，望见东西文化贯通、交汇、升华、结晶的历史。

让古典文献出来说话

从2002年到2006年，4年的时间，人们看到张焯永远是一个状态，整天拎着电脑，夹着书，步履匆匆，神态凝思，且总是面带疲惫，一看就知熬夜了。据张焯说，那段时间，他的工作状态就是白加黑，每天回到家中，吃过晚饭就坐在电脑前写作，每晚都写作七八个小时。

写作《云冈石窟编年史》，没有前例可循，治史的方法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收集史料的工程就格外宏大，他先是把云冈为数不多的题记、铭文整理出来，再把地方志中有关云冈的记载梳理出来，而云冈是佛教的辉煌巨制，他又通过佛教史来框定不同时期的云冈，参阅大量佛教书籍、历代高僧传等以及历代小说、笔记等来弥补佛教史的不足。拥有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采用《资治通鉴》的编年纪事体例，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筑基建架；以云冈为主线，诸事为辅编，铺排编织。凡涉及石窟艺术、宗教活动的史料，无论古今遐迩皆搜录书中。并且其历史视野放得很开，全书十四编，纪事起于春秋战国，迄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历2422年，张焯把云冈石窟置于历史的长河当中，置于五千年中华文明之中，将1500多年前的武周山石窟寺开凿的伟大壮举及其实物延续，与之前之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艺术的进行比对，也使云冈石窟变成研究佛教，考察北魏历史和大同的钥匙。

张焯在《云冈石窟编年史》中，缀辑年表，采石诸山，拾遗补缺，梳理条贯，积石成基，充分展现其严谨的治学精神与厚实的史学功底。他不但从头到尾检索了众多的古代历史典籍，而且查遍了所有与云冈有关的野史杂著，工作量之大、史籍之繁杂，让人格外叹服。同时，令人赞佩的是其一丝不苟的尊重历史态度，全书所有的正文全部采用古书原文，全部是原始资料，就连注释也尽量引用相关的史料，做到了让古典文献出来说话，让古典文献出来证史，使整部书成为庞大的史料汇编，方便学者查阅，澄清史学疑难，让研究者与读者可由之全面俯瞰云冈发展，对云冈文化乃至世界石窟研究，均有着影响深远的意义。

如今，在张焯的带领下，云冈石窟研究院已构建起人才济济的老中青研究梯队，云冈文化越做越大，成立了数字中心、石质文物保护中心、泥塑壁画保护修复中心等，多部云冈学著作正在全力整理、编纂，多卷本的《云冈石窟调查报告》、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云冈雕刻分类全集》等都在编写中。6月13日，张焯又率全院500多名职工在云冈组织和参与了中国文化遗产日山西主会场的十多项文化活动。

在做好云冈石窟研究院各项管理工作之余，张焯坚持笔耕不辍。他的宏愿不变：把云冈石窟的文化更好地挖掘展示出来，使云冈学真正成为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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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与《云冈石窟编年史》

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艺术之一，中西文化共铸的丰碑，是举世公认的佛教艺术宝库，也是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1961年，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出版于2006年的《云冈石窟编年史》以云冈石窟为主线，内容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佛教史和大同地方史，以正史、佛乘的记载为主，并广泛收集别史、野史、道藏、金石、地理、小说、笔记、论著等相关内容，从中可系统、全面把握云冈石窟乃至中国宗教、大同地方的历史脉络。《云冈石窟编年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云冈石窟通史，也是大同地区最为周详的一部古代史，还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国佛教史。其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以及国内外石窟寺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史涌涛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