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艾滋病患者的隐匿人生 催生代领药服务

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在“传染病医院”领药

如果不是在“性病科”里遇到来取药的安可，没人会把艾滋病和眼前这个精力充沛的男孩联系起来。1991年出生于西安周边农村的他，上初二时父亲去世，19岁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两件事让他在一夜之间长大。安可还记得上高中时班主任得知他是同性恋时的反应，“啥？啥叫个GAY？”当他在纸上写下“同性恋”几个字时，那个自诩“活了40多年了啥没见过”的老师傻傻地愣了好久。

高中时“出柜”表明男同身份、17岁出现高危性行为并感染、19岁确诊。随后便失访、发病，再治疗。安可的经历可以说是如今诸多年轻感染者的缩影。为了不被家人和同事发现他艾滋病人的身份，安可4年没回过家。期间做过很多工作，从酒吧的服务生到售楼部顾问，再到企业白领。2014年，被调往上海的他因感冒发展为肺积水，他发着高烧连夜坐动车回到西安八院住院。哥哥来看过一次后便不再来。安可一个人在医院昏昏沉沉地躺了十几天，总算捡回一条命。有了这次经历，安可每到新单位上班前，都会提前给主管打招呼：“我可以周末加班，但我有事的时候你必须让我休假。”因为担心被领导知道，住了院也不敢报销，更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在“传染病医院”领药。

安可说，他最痛心的就是看到青少年走自己的老路。“以前我看电视上播艾滋病的新闻，只说河南农村卖血会感染艾滋，然后很快就会死亡，可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同性恋也会感染。”

如今的安可是艾滋病感染者组织“爱之家”的志愿者。经过治疗，他在生理指标上已经不算是艾滋病患者了。他最迫切的希望就是告诉更多的年轻人艾滋病是什么，如何保护自己。

然而，根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信息，在我国，只有50%的人知道自己的感染状态。也就是说，就算让所有知道自己患病的人接受治疗，也还有一半的人没有治疗。一份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调查显示，目前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只普及了中国20%到40%的高风险群体。西安市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科科长卫晓丽告诉记者：“性教育我们近几年一直在大力去做，每年在多所西安高校都有关于性教育的科普活动。”但另一个尴尬的现状是，在中学阶段推广性教育难度要大得多，“疾控中心去联系学校，上课要占用时间，很多学校都不愿配合，大多数学校更关心学生的考试成绩。可青春期是性安全教育的关键时期，等上大学了再去讲，青春期早过了。国外的性教育从上幼儿园就开始了。”

在南郊某小区的“爱之家”，记者看到许多二十出头的年轻面孔。他们既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是服务该群体的志愿者，有西安某大学的学生、银行职员、政府公务员，还有医生以及被男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同妻。

来自湖南的志愿者“小倩”说，“我感染的时候怕得要死，不敢给任何人说，遗书都写了，可是觉得死后被人家知道又很丢人。我就在网上发帖子，没想到好几个外地的网友打来电话鼓励我，说这个病可以控制、不要怕等。那是我活了二十岁第一次觉得心里那么温暖。所以现在看到有人得艾滋，我一定会去关心他、鼓励他。”

“爱之家”组织负责人吴勇透露，目前工作的重心是病友关爱和维权。吴勇将自己的电话放到网上后，每周都会接到多个艾滋病人因手术被医院拒绝的求助电话，“爱之家”便出面与医院交涉。另一个让志愿者们激动的好消息是，去年以来，在“爱之家”的成员中，已经有10个病友家庭经过药物干预和阻断生下了健康的婴儿。

“谁让你们这些人好好的搞什么同性恋？”曾有医生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过吴勇，他会告诉对方另一种逻辑：“那些没有卖淫、嫖娼、吸毒的人也会得艾滋，同性恋的妻子也是无辜的感染者。他们‘洁身自好’了，却还是被感染，问题出在哪里？”

“在西方国家，早在20年前艾滋病就已经是重要的公共健康议题，但在中国，与性有关的话题都是隐晦的，可如果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吴勇说。

（受采访对象要求，本文部分人物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