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学者领衔编纂《中华大典民法分典》 完整再现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制度

近日，由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担任主编的《中华大典•法律典•民法分典》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修编《民法分典》工程于1993年正式动工，三代法律学人共同努力22年，470余万字的《民法分典》终于付梓。

作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中华大典》是一部沿袭古代传统而按现代学科分类的新型类书，其规模之大，为明代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两倍、清代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超过了中国古代所有类书字数的总和。该项目1990年获国务院批复，共24个典，近百部分典，7.2亿字。随着《民法分典》的付梓，《中华大典•法律典》编纂正式收官。

《民法分典》分为通则、身份法和财产法三个总部。内容涉及从中国上古到辛亥革命期间关于法条、礼制礼仪、民间规约、契约文书、案例与判例、人物与事例、言论及学说全部纳入其中，同时正史塑造的人物形象及文学作品中提炼相关内容加以辅论。

大典编纂困难重重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法制文明的国度，但与发达的刑事法和官制法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似乎并没有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民事法制理论，更有甚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无西方语境下的民事法律制度还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话题。因此，要从汗牛充栋的传统文献中编纂出一套符合现代体例的民法史料集绝非易事。”侯欣一教授坦言，20多年的编纂过程可谓困难重重。

其中最大的困难是编纂体例的确定，如何在《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给定的规则内使最终成果从体例到内容做到古今中外的兼顾？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对传世文献重新整理编纂，作为《民法分典》编写的具体操作者，根本没有前例可循。光确定全书的编纂体例就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开了数十次讨论会。最终编写组成员达成相对一致的看法：体例上应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从真实材料出发，不贪大求全，不做主观臆断，更不牵强附会地与西方现代民法做硬性比对，在给定的字数范围内尊重历史，突出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制度的特色，在线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制度中最本质的东西。

另一个困难是对材料的筛选。《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为整个大典列出的3万种书目，其中涉及民法部分3000多种，在这3000多种书目中要使用“最早版本”，从最接近“源头”的“影印本”中加以引用。在上世纪90年代，网络和复印机还并不普及，在筛选资料时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逐页翻过，有需要用到的地方再手抄下来。为了避免错漏，经常是两位学者一起“手抄”再放在一起比对。直到后来电子数据库和复印技术逐渐发达起来，这种方法才逐渐被数字化办公所取代，这大大加快了编纂进度，否则“整个工程也许再耗时20年也完不了”。

在古今话语体系融合方面也存在一定困难。古今文化和法学话语体系迥然有异，如固守今日部门法分类，《民法分典》在资料选用上势必陷入极为尴尬的困境。经反复磋商，编写组成员达成一致看法：所用概念以现代学术通用概念为主，以现代学界通用的概念对中国传统材料进行分类和剪裁。这样做固然不如传统概念准确传神，但对于通史性质的民法典来说，为了编排和阅读方面的周全，只能退而求其次。

三代学人世纪接力

“当我接手这项工作时，我就意识到，这是一辈子的事。”侯欣一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他还是一位有志于著述民法学界“擎苍之作”的年轻学者，当这部三代学人跨越世纪的“接力”最终付梓之时，侯教授已年届花甲。

《法律分典》编纂工作最初启动时，由西北政法大学杨永年教授、烟台大学孔庆明教授两位前辈总领其事。他们是建国以后第一批国家自己培养起来的研究生，“好钢”就这样用在了“刀刃”上。后两位前辈因年龄和身体原因相继退出，原有的工作机构随之解散，搜集的资料伴随着时间流失也全部散佚。

新世纪以来，《法律典》总主编张晋藩委任南开大学教授侯欣一与西南大学教授周安平接手此项工作。侯欣一负责确定体例、搜集资料、筛选、点校和编排，周安平负责出版事宜。项目得以重新启动。整个过程动用津京晋三地十多所高校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数十位法律史工作者，绝大多数为国内法史学界术有专攻、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十几位南开大法律史专业的博士和硕士。参加人员按照朝代分成若干小组，指定一人负责。每人负责分包若干本书籍，如有争议或不清晰的问题由负责人决定。

“有人问我，在今天这个速成的年代，用20几年的时间去修一部大典值得吗？我认为答案不言而喻。”侯欣一说，“盛世修典是我国传统，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中华典籍浩如烟海，却还从未有过一部完整反映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文献，这不仅是法学界的遗憾，也常常成为西方国家对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诟病。”

侯欣一认为，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民事传统不了解，仅仅从当代出发或是一味引进国外法条，那么这样制定出来的民事法律是无根的。他希望，此部《民法分典》能够为了解古代民事生活提供基本资料，为从事民法学术研究者提供文献参考，为国家未来制定民法典提供文化根基。

“很多人担心传统文化会不会在我们这代断绝，其实整个修典工作，就是把我们民族自己创造的文化整理传续，不光是“民法分典”，整个中华大典的意义也在于此。”侯欣一说。（通讯员 马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