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贵州红色文化:历史转折中的遵义会议

1964年11月毛泽东题写“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正门(资料图片)

编　者　按

2015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间节点。在这个节点回望历史,贵州人无比自豪。八十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转折标志的一系列重大会议,中央红军两渡乌江、四渡赤水、激战娄山关、智取遵义城……中国革命实现了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贵州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福地”和“圣地”,1935年也因此成为贵州历史上绘就最亮丽风景的重要一年,红色文化成为多彩贵州文化之魂。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要求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和贵州日报社联合在2015年推出“对话:贵州红色文化”系列专题,旨在认真学习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段曲折、悲壮和伟大的历史,以增强贵州人的文化自信和发展自信,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好地投入到后发赶超、加快全面小康建设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015年1月15日是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纪念日。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贵州红色文化的最大亮点。为此,本报推出“对话贵州红色文化——历史转折中的遵义会议”专题访谈,就有关话题摘要阐释。

专　题　访　谈

嘉宾:徐　静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入选者

覃爱华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丁凤鸣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

余福仁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决策咨询处处长

主持人:刘　爱　贵州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

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主持人:很多人都知道,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那么,在遵义会议之前红军和党中央乃至中国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

嘉宾:简单地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红军和党中央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和党中央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带着笨重的物资,沿着赣、粤、湘、桂边境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一路苦战,到1934年12月初,虽然突破了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然而“左”倾教条主义者仍无视敌情,仍坚持按原计划前进,又使党中央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可以说,由于“左”倾错误在思想上、组织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的恶劣影响,导致各根据地反“围剿”斗争遭到严重挫折,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损失惨重,中国革命已经濒于失败的边缘。

主持人:为开好遵义会议,会前有哪些铺垫或准备?

嘉宾: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先后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铺垫、奠定了基础。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会后,红军于通道兵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长征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采纳了毛泽东向遵义进军的建议,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成为伟大转折的开端,是遵义会议的奠基。之后,红军进入贵州腹地。1934年12月31日夜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作出的关于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的决定,并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是遵义会议的前夜。会后,中央红军随即抢渡乌江、进占遵义。这些都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铺垫。

遵义会议及其历史地位

主持人:请简要介绍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与会人员。

嘉宾: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部司令部驻地(黔军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即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即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和伍修权(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主持人:请简要介绍遵义会议召开的具体过程。

嘉宾:会上,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首先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周恩来随之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之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也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人员都发了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主持人:请简要介绍一下遵义会议上形成的决定。

嘉宾: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指挥军事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会议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主持人:遵义会议是不是到此就算结束了?

嘉宾:不能简单地这样看。作为遵义会议的补充和决议的落实,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途中,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称总书记)；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8日,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鸭溪一带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2日,在遵义苟坝,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当时党中央最主要的领导机构,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

主持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今天该怎样评价其历史地位?

嘉宾:对此,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作了高度的评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与中国梦、中国道路

主持人: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中国梦”,遵义会议与中国梦之间有什么关系?

嘉宾: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中国共产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以幼年之身匆匆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成功与挫折的反思中,逐步从幼年走向成熟,而这个标志就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因此,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追逐中国梦历程中的重要节点。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处于革命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召开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也没有忘记自己所担当的伟大使命,领导人们提出召开遵义会议,本身就表现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体现了我们党身处危局时超强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队伍没有散、没有垮,还要继续奋斗。会议指出:革命的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途表示张皇失措,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源泉,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这说明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追逐中国梦的过程中,虽然历经重大挫折,但能够始终坚定信念,在重大的挫折中实现更大的超越。

主持人: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找准正确的道路,遵义会议在这方面有何贡献?

嘉宾:遵义会议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正如1963年,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中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遵义会议开启了全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新起点,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全面走上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主持人:“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与遵义会议所实现的第一次伟大转折有没有某种历史联系?

嘉宾:历史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确实与第一次伟大转折有太多相似之处。都是在党的事业遭受重大挫折背景下召开的,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全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道路。正如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所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回顾党的遵义会议,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90多年长期奋斗基础上的,不仅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今天,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在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遵义会议及其现实意义

主持人:遵义会议不仅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还充分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请问,历史上有哪些领导人提到或阐述过遵义会议的伟大精神?

嘉宾:改革开放以来,遵义会议所彰显的伟大精神引起了一些领导同志的重视。1984年1月,廖汉生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留下“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1991年2月,李鹏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尤其2010年以来,遵义会议精神引起了更多的关注。2010年9月,栗战书在遵义考察时指出:“遵义会议突出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突出体现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2011年7月,刘云山视察遵义时指出:“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善于转变,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推动贵州发展的宝贵财富”。

主持人:怎样理解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她与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关系是什么?

嘉宾:伟大的事业铸就伟大的精神。遵义会议所集中彰显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等精神品质,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重要组成。我们党在带领各族群众追逐中国梦的过程中,先后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政党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比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形成史和发展史。而遵义会议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她孕育于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彰显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之时,延续于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辉煌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神象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中国奇迹、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

主持人: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

嘉宾: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更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因为,遵义会议所集中彰显出的伟大精神,本身就是我们党探索中国道路、追逐中国梦过程中的精神结晶。今天,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更加自强不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贵州各族儿女与伟大转折

主持人: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实现伟大转折的同时,给贵州各族人民带来了哪些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嘉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沉重打击了敌人。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调动了湘、桂、川、黔、滇军阀及国民党中央军几十万人马,使他们疲于奔命,损失惨重。红军以一系列的重大胜利,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宣告了国民党蒋介石“围剿”的失败。二是播下了革命火种。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了长征中唯一的省一级地下党组织——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先后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从此,贵州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三是解放了各族群众。红军所到之处,广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和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播下的革命火种得以生根、发芽。党和红军践行群众路线,执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广大人民群众翻身作主人,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

主持人:红军是贵州人民的救星,贵州各族群众也为红军长征作出重大贡献,使贵州成为中国革命的福地。请具体谈谈贵州各族群众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中的贡献。

嘉宾:贵州各族群众在党和红军的感召下,积极拥护红军、支援红军,有力地策应了红军的战略转移,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谱写了壮丽篇章。一是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时,共有1万多名各族青年参加红军。据《红星报》1935年4月5日报道:“总结各军团的扩红报告,……总计5400余人,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外。”另外,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在贵州扩红5000多人。二是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贵州各族群众尽管自己生活十分贫困,但还是拿出粮食、衣被等支持红军。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桐梓,当地群众100多人昼夜为红军碾米20多万斤。桐梓城区南郊、西郊革命委员会,发动十多个缝纫工人和几十名辅助女工,自带着缝纫机为红军赶制军衣3000多套。红三军团经过镇宁六马地区,军团长彭德怀与当地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结盟”,共同订立“反蒋协定”,顺利通过布依族聚居区,并得到大量物资援助。三是积极为红军带路,提供情报。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后,通过打入国民党军中的地下党员,设法窃取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本,为红军转战贵州和四渡赤水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不少群众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有的为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品,有的为红军抢修枪炮,等等。四是为红军渡河提供船只、木板等器材。各族群众积极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帮助红军两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鸭池河、清水江。老船工宋月钊就曾在开阳县的茶山关帮助红三军团渡过乌江。五是救护和掩护红军伤病员。中共遵义县委等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设法安置了一大批红军伤病员,仅遵义“贫民医院”就收治红军伤病员数百人。黔东南侗族诗人杨和钧追随红军,挺身救红军伤员王连长和吴排长,还惨遭国民党反动势力杀害。另外,根据地人民还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千方百计保存下红军遗物。有数以百计的红军书写的标语、歌谣、漫画、广告、苏维埃币、红军亲笔证明、通行证、红军用过的各种军用物品得以保存下来。还有遵义群众自发保护“红军坟”的革命故事影响深远。

遵义会议与贵州文化自信

主持人: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和遵义会议的召开,留下了让贵州人民倍感骄傲、倍感自豪的文化印记,这种文化印记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嘉宾: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遗址。有人说,贵州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记就是有“一栋楼”,这特指遵义会议会址。但是,如果把遵义会议看成是一个系列,那留下的就不仅仅是“一栋楼”,而是很多栋楼,具体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址。二是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战斗遗址。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不仅是解决了认识问题,而且还解决了行动问题。因为有了黎平会议,中央红军才会向黔北进军；因为有了猴场会议,才会有强渡乌江战斗；因为有了遵义会议等之后的系列会议,才会有了一渡赤水、二渡赤水、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要军事行动,有了遵义战役的胜利,四渡赤水的胜利。这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三是为世人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等文学遗产。因为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地位得到肯定和巩固。毛泽东同志带领红军,不仅书写了华美的军事乐章,也留下了不朽词作,展现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辉煌画卷。因此,遵义会议所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栋楼,而是很多栋楼,以及与这些会址相匹配的一系列重要战斗遗址和文学艺术作品,他们共同构成了今天遵义会议纪念体系的一个总体框架,这是属于贵州更属于全党、全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这些文化财富留存在贵州,让我们贵州人无比自豪。

主持人:前面说过,贵州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这种精神遗产在树立贵州文化自信和发展自信的过程中有何现实价值?

嘉宾:在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的鼓舞下,贵州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铸就了革命老区精神、三线建设精神、顶云精神、大关精神、大旱中的贵州精神等。这些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既高扬崇高的革命理想,又打上鲜明的贵州印迹,还蕴含丰富的实践经验,更彰显强烈的科学理性,是推动我们的事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精神力量。因此,客观地看,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已成为贵州本土精神的重要组成,不断激励着新时期的贵州人进行文化自省、增强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今天,我们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点燃全省各族人民致富奔小康和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热情,激活发展思路,坚定发展决心,增强发展信心,就一定能闯出一条科学发展、后发赶超的奋进之路,真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贵州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