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炼金炉”中的“非遗”

苗族老人边刺绣边聊天,生活习惯是孕育非遗的文化土壤之一。

苗族妇女在画蜡。

苗族蜡染制作流程之洗蜡。

本报记者　周　清　　罗　梅

台江、雷山有银饰刺绣一条街;凯里苗侗风情园内银饰、刺绣、蜡染等应有尽有;想要一睹苗族芦笙舞、铜鼓舞、苗族民歌的西江游客催生了一大批“专职”表演者;宛如天籁的侗族大歌,已经成为从江县小黄村民的又一条致富路子……

非物质文化遗产牵手市场迸发出巨大能量,为拥有者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市场炼金炉中的非遗,为迎合客户需求产生了“变形”、“衍生”,孕育非遗的文化土壤和传统也渐行渐远,一些呈现出来的产品形式过度商品化,已经失去了原汁原味的文化表达。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与保护?“非遗”将走向何方?专家和学者廓清了认知与概念,但摆在未来实践大军面前的,却还是一条很长的路……

“非遗”联姻市场,艺术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丰厚利润刺激之下,不少农民放下锄头转身成为商人。可观的经济收入让他们将“非遗”产业不断做大、做强

雷山的晴天,天蓝得跟水洗过一样。走进县城的银饰刺绣一条街,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古色古香的小店铺跟着青石板延伸到小巷尽头,树荫里、房檐下,穿着苗族便装的女人安静地刺绣,偶尔谈笑几句,爽朗的笑声和着敲打银饰的声音在小巷中回荡。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里,满是手艺人,加工销售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银饰刺绣。

经营着一家银饰刺绣商店的郭老连坐在店铺门口忙着手中的刺绣活,丈夫黄连贵也在店铺后面的小作坊内敲敲打打加工银饰。

30多平方米的小店铺内,陈列着不少精美的成品,精雕细琢的银帽、美轮美奂的刺绣让人目不暇接。店铺的墙上,还有一条标价9000元的纯手工花带裙。夫妻俩的商品,据说远销到了湖南、安顺、铜仁等地。

郭老连拿着手中一块未完成的绣片告诉记者,绣成后它的价值至少在80元以上。这块绣片长不到20厘米,宽不过10厘米。郭老连说,高价格的原因是绣片是纯手工制作,小小的一块要花费她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完成。

黄连贵一边忙着打制腰链一边告诉记者,店铺每年纯利润在20万左右,生意红火的秘诀正是苗族银饰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头加上夫妻俩的纯手工技艺。

有数据显示:雷山县目前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从事银饰、刺绣、蜡染、芦笙加工销售为主的民族旅游工艺品店铺5000多家,拥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加工及销售人员近2万人,仅“非遗”产业一年销售收入就近1亿元。

与雷山县一样,台江县也拥有丰富苗族银饰刺绣资源,成为台江县百姓发展致富垂手可及的一条路子。

美名之下是丰厚的利润,仅2013年台江县银饰刺绣产业就创造产值1.5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2万余人。在台江县政府的引导下,台江县银饰刺绣从自产、自销、自用走上了一条市场导向、企业带动、订单生产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在银饰刺绣手艺带来的丰厚利润刺激之下,不少农民放下锄头转身成为商人,可观的经济收入让他们将“非遗”产业不断做大、做强。

“非遗”联姻市场,艺术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让不少百姓鼓起了钱袋子。对此,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负责人任晓冬很是乐见其成。

“非物质文化传承和发展比较好的区域,恰恰位于贵州比较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非常有限,却有着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经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随着富裕的城市人对精神生活的寻求、乡村旅游的开发、农家乐的发展,少数民族村寨也将面临难得的经济发展机会,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成为贫困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也是好事。”任晓冬表示。

“非遗”致富百姓之外,任晓冬心里更有一个“双赢”的愿景——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推动少数民族村寨的经济发展,反过来促进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经济刺激给了不少面临失传的民族文化第二次生命力,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却是一个尚未解决的课题

“非遗”名头擦亮了遮蔽在民族文化之上的“尘土”,让好美者纷纷拜倒。手艺人得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如获至宝。银饰、刺绣、蜡染、歌舞……“非遗”点石成金,这些得到“非遗”皇冠的民族文化在市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大展拳脚。

“非遗”带来的丰厚利润早已不容置疑,经济效益之外,“非遗”是否也能完美传承?

在黔东南州“非遗”中心主任粟周榕眼里,利润的刺激让部分民族文化得以“起死回生”。

丹寨石桥造纸所经历的盛衰沉浮,强有力地回应了粟周榕的观点。

“石桥造纸始于唐代,至今已有千年历史。我小时候,村子里家家户户都以造纸为生。”丹寨石桥造纸历史悠久,村中人曾以此为生,谈起石桥的造纸历史,王五生很是自豪。

王五生是土生土长的石桥人,30来岁的他在石桥村中经营着一家纸铺。

小小的店铺里,古法造纸做出来的笔记本、相框、纸伞、灯笼古色古香,美丽典雅。

谈起造纸,王五生喜爱之情溢于言表:“现在石桥能造纸的几乎都是四五十岁的老人,年轻的一辈人里几乎很少有人会这门手艺了。”　谈起古法造纸,王五生显得有些忧心。

在现代工业冲击下,传统手艺在市场中并不占优势。品质优良的传统纸,依旧只能成为爱好者的收藏品、装饰品。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石桥造纸作坊纷纷关门,村民们几乎是集体“跳槽”。

“小时候,这条街上全是造纸的。”王五生指着门口的街道对记者说。

王五生门口的街道如今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纸街。王五生告诉记者,这是丹寨石桥获得“非遗”称号之后,政府立足当地资源给百姓找的一条致富之路。

走在纸街上,零星的几户造纸作坊内有人抄纸、有人晒纸。纸街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兴武的石桥黔山古法造纸专业合作社格外引人注意。合作社内,工人们正各自忙碌着。

“那几个四五十岁的都是这条街上的,他们手艺纯熟,都是重抄旧业。这几个年轻人是新来的学徒。”王兴武指着店内的工人给记者介绍说。

石桥黔山古法造纸专业合作社已有68户村民入户,各项工作已经步入正轨。村民告诉记者,每年靠着造纸能赚到20万左右。

王五生说,虽然目前年青一代里会造纸技术的仍然屈指可数,但他相信这样发展下去造纸技术一定不会失传。

王兴武也开始大力招收徒弟。四年里,他带出了36个徒弟。对于石桥造纸的未来,王兴武形容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粟周榕说,利润是刺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政府供血能让‘非遗’项目生存下来,但这只是暂时的。‘非遗’的艺术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挽救了不少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经济效益驱动之下,不少“奄奄一息”的“非遗”重获新生。但“复活”在市场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失去了最初的样子。

文化遗产被重新发现,其经济、实用价值陡然凸现、猛涨,加上少数民族地区急于脱贫致富的焦虑与诉求,‘非遗’被纳入开发的视野,并迅速驶入‘快车道’。

经济规律支配之下,“非遗”在市场化道路之下往往被“适当地修改”、被“移花接木”、被“盘剥”,以此来迎合消费者的现实需要,达到盈利的目的。

“如今的黔东南银饰、安顺蜡染等‘非遗’产品已经开始走向大批量廉价的同质化生产。”对于“非遗”的市场化,贵州著名作家、学者何光渝并不是很看好。

“很多搞旅游商品开发的人,只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招牌追求经济效益,一味地迎合消费者、迎合市场需求,却忽视了‘非遗’背后的传统文化。”何光渝很是担忧。

对此,任晓冬说:“经济的刺激给了不少面临失传的民族文化第二次生命力,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却是一个还未解决的课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与传承如何才能双赢?一直以来,各方力量都在探索路上不懈努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与传承如何才能双赢?一直以来这都是困扰社会各方的问题。在市场化浪潮席卷下,一些拥有非遗的少数民族地区谋求快速发展诉求强烈。兴许,保持一种乐观心态和审慎态度进行实践并不断地总结和提升,或将能找到一条可行之路。

在花旗基金会的支持下,贵州师范大学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和贵州人类学会共同实施了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已开始探索“非遗”长久发展之路。

探索中,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认为,文化传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推动“非遗”传承必不可少的因素。

在花旗贵州手工业发展项目雷山县实验点,作为苗族大迁徙的主要聚集地,一代又一代的苗族先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苗族文化。银饰与刺绣,被誉为苗族儿女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

任晓冬说,没有文化的工艺品只是徒有其表,经不起时间考验。“如果少数民族手工艺人完全只有工艺,没有传统文化的培养,这样的银饰刺绣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到最后只是徒有其形的空壳。苗族银饰刺绣从针法到衣裙上的绣花,从打造银饰的技法到造型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蕴藏在银饰刺绣里的历史文化,让苗族的银饰刺绣更加厚重生动。文化内涵为银饰刺绣赋予了灵魂,这也成为了银饰刺绣传承与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此,让文化生长的土壤得以保护也被推到了一个重要位置。经济发展刺激文化传承,但是文化传承却依靠文化环境,而文化环境保育最终也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

在探索“非遗”保护与发展双赢的过程中,任晓冬得到了自己的答案:保护与发展,并非是对立的。“如果把时间放长一点,有耐心,把文化传承和保护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一定能够做到协调发展的。”任晓冬的观点还有一个前提:在文化得以传承的基础上。

采访中,任晓冬屡次提到“文化”一词,对此何光渝也持相同看法。

“过度的商业化,已经开始让‘非遗’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与技艺开始剥离,失去了它的原汁原味。”何光渝分析说。

专家、学者们的担忧不无道理。黄平县潘雪花的刺绣厂在黄平县郊外一个不起眼的公路旁。两间宽大的门面,一间被用来作为后期加工,另一间内机械刺绣的声音此起彼伏。

潘雪花从小学习刺绣,“非遗”给了苗族刺绣市场化的资本后,潘雪花看中了其中的商机。“现在很多来黔东南旅游的客人都喜欢带一点苗绣回去收藏。”潘雪花一边忙碌着一边告诉记者。

潘雪花的刺绣采用的是机绣与人工刺绣相结合,机械的大批量生产给她省去了不少麻烦,高生产率之下潘雪花靠着低价走量的销售方式赢得了不少利润。

“来跟我订货的销售商家很多,我自己也在西江开了一个店铺销售。”对于现状,潘雪花很满足。

机械声不停响起,带有苗族风味图案的布匹很快成型,潘雪花的后期加工也极其简单。

何光渝所担心的正是诸如此类的过度开发,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在日本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底层有一家专做日本刀的店铺。店铺并不大,柜子里只摆着一把刀,售价数千美元。刀上附着一张精美的标签,标签上印着制刀家族的历史,并附有家族谱系、手工技艺等。

“一把刀卖到几千美金,这售卖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文化,并不是机械大规模生产下的产品可以比拟的。”

“遗产的经济价值源自它的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第一位的、主导的,经济价值是第二位的、派生的。没有前者,就不存在后者。遗产保护是实现其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前提。如果盲目地开发,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首先带来的就是其基本价值的贬值,继而又必然会带来其经济价值的贬值。而且贬值的不仅仅是眼前的、短期的利益,更有综合经济利益和永久经济利益。”

在“非遗”保护与传承问题上,何光渝坚持的观点是:“遗产是不能发展的”,因为“非遗”文化具有原创性,只能传承。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绝大部分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历史的回声。“它们产生的根基、密切关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全面的、根本性的改变。它们在旅游业、产业化的刺激下,正在不断地、无可奈何地变形。　发展,只会让不同文化同质化。”

何光渝将保护和发展当作是两条并行不悖、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领域的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领域里,没有发展的任务,保护是唯一的责任。就像文物保护一样,对考古发现的文物,文物局只有保护的责任；而要仿造文物,创造出什么新品种新花样,那不是文物局的责任,也不是文物局应该做的,那属于另一个领域。保护就是保护,发展就是发展,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这一点要分得很清楚才行,否则就乱了套。采访中,何光渝的语气里透露着对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担忧。他从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经验中提出了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该‘保护’的就全力不走样地保护,不考虑如何去‘挣钱’；该‘发展’的你愿意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不要羞羞答答打着什么发展‘非遗’的旗号招牌幌子,而只需一心想着如何‘利益最大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与保护?走在前面的专家和学者廓清了一些基本认知与概念,甄别了一些前行方向,但摆在未来实践大军面前的,却还是一条很长的路……

图片摄影　黄晓海　郑　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