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专家：用“断崖式降级”阻止失职官员“悄然复出”

“‘断崖式降级’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

除《公务员法》规定的6种处分办法以外，还有一种“免职”的非正式处理办法。

“免职是一种非正式的处罚方式，并不是《公务员法》规定的处分手段。”周汉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免职不是一种处分，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政治责任。所以，官员免职后再复出，就成了一个正常现象。”

官员先“免职”后“复出”的现象，并不鲜见。

如2005年1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但仅1年后就进入国家发改委任职。

2008年因“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被免职或辞职的三名官员，均在沉寂后复出。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2009年12月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被免职的石家庄市原市长冀纯堂，2011年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河北省委原常委、石家庄市委原书记吴显国，2013年任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在网络舆论场中，被免官员的复出并不“招人待见”。周汉华说：“曾经有过重大失误的官员再次复出，从政治伦理、政治道德层面，是有违老百姓情感的。”

那么，“降级”和“免职”对官员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断崖式降级’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王选辉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对官员而言，级别非常重要。免职仅仅免掉官员的职务，但他的级别没有变动，因此，权力、待遇等都没有变化。所以，如果有机会，复出就成了一种常见的情况。”王选辉说。

“但降级与免职有本质区别。”王选辉指出，“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他只有从头开始，就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先的级别。”

“降级”官员，是否可能逃离“牢狱之灾”？

从反腐历史上看，我国有“官当”一说。

专家解释，所谓“官当”，即在古代社会，级别高的官员一旦触及法律，可以根据其官职大小，折抵一定的刑事责任追究。而周永康的落马，被认为打破了所谓“刑不上常委”的传言。

对于“断崖式降级”，有公众质疑：这种组织程序内部的处罚，是否会成为“官当”的“历史再现”——以行政处分代替刑事责任？

对此，王学辉认为，公务员违纪后所承担的责任，应当与其行为相应，其违纪行为的性质，决定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果官员犯罪，仅作降级处理，这个是不够的。构成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关键在于官员行为的性质。”王学辉说。

目前，蒙志鹏因行贿，已被立案调查。多名专家指出，一旦证明其行贿罪名成立，则刑事责任无法避免。在刑事处罚之前，对其进行行政处分，可谓是“更加严格”。

周汉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如果构成犯罪，就会丧失当公务员的资格，不仅是降级处分的问题。在有重大嫌疑的情况下降级使用，这种行为慎重、稳妥。”

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旭涛教授认为，在司法调查不明确之前，按照行政责任进行处分，符合实际情况。

“在确定干部违反党纪政纪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处分。但移交司法机关则有一个程序。调查取证，提起诉讼，这个过程耗时相对较长。两者在确定证据方面所需的时间不一样，司法程序更慢一些。所以这样做是合理的。”刘旭涛说。

多名专家认为，公众对“断崖式降级”的泛化质疑，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其原因，一部分在于“政府部门信息披露的模糊和不足”。

例如，7月12日，中组部通报，“张田欣因涉嫌违纪，中央已免去其云南省委常委、委员职务”。7月16日，对张田欣的调查结果显示，“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

多名专家认为，如果有关部门公布相关违纪干部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谋取私利的数额，将会有助于消除民众疑问。

刘旭涛表示，有关部门对官员违纪行为的公布有必要加大透明度。

“应当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加强信息主动披露。有关部门应当明确解释，官员到底如何违纪，并且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规，明确官员违反的是哪部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刘旭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