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在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探索基层大部门制改革的安徽省六安市叶集镇,却以“改革失败”的答卷,为中国进一步探索和推行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叶集镇在1995年被批准为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镇。1998年,其被安徽省批准设立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而在改革进行了十多年后,叶集镇的机构设置又踏上了“回头路”。

当时牵头设立试验区的安徽省体改委原主任周古廉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叶集率先打破部门分割,将关联部门合并成一个大机构。试验区仅内设经贸发展计划局、农村发展局、教育科技局等17个大机构,对应上级72个具体部门。

从实际需要出发,不搞上下对口,不照搬县级通行模式设置机构,曾一度让叶集试验区实现科学配置职能,提高工作效率。

张成民曾任叶集农村发展局局长。该局当时包含林业、水利等10个部门职能。“机构精简合并,有效避免了部门争权争利现象,正是农、林没分家,退耕还林等涉及多部门利益协调的工作,才做得又快又好。”张成民说。

虽然当地政府承认当年“大局制”有效实现了减员增效,但如今叶集的改革仍然“夭折”。当年合并的部门如今又分撤重设。试验区工作人员随着机构重新裂变而膨胀,从1999年的358名快速扩张至579名。

周古廉说,由于相应的财税体制没有配套改革,仍然按照条块划拨,并且近年来部门资金用途规定上越来越细化和分割,导致当地财政支持资金剧降。

随着国家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各部门项目投入相应增多,叶集在申请项目时一再遭拒,不得不重新单设机构才能获得项目资金。但是由于前期人员精简,目前许多局单设后,严重缺乏工作人员,“1人局”、“2人局”现象普遍。叶集一位局长打趣称自己是“光杆司令”,顶一个“帽子”,只是为了申请政策资金的方便。

专家指出,叶集试验区是中国艰难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缩影,也折射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取得新的突破。这也是人们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待。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比起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艰难性表现为,“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表面上是机构、人员、数量的增减,实质上却是一种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

在过去的改革开放岁月里,中国经历了6轮行政体制改革。对比改革之初,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数量减少了约一半,行政运行机制科学化、透明化步伐加速推进。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多项改革交汇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目前已进入“深水区”,加快建成公众服务型政府,廉洁型、节约型政府,狠刹奢侈浪费之风成为民众期待。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出现“滥政”“懒政”“庸政”现象,不仅破坏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基础,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是政府职能转变中必须逾越的屏障,也是中国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着力破解的难题。

为提高政府效能,革除“懒政”现象,中国政府通过精简审批程序、完善监督制度等方式,逐步做出有益探索。9月25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修订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缩小核准范围。至此,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达221项,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成效正在显现。

在新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内,企业注册时间从目前全国平均的29天缩短到4天。目前,上海自贸区服务大厅日均接待咨询近2000人次,业务办理近600件。一天的业务量就接近往年全年水平。

今年9月底,滨海新区宣布撤销塘沽、汉沽、大港三区工委和管委会,由新区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街镇。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从此将减少一个层级,更加精简、扁平。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程必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各地改革的过程或许一度会受挫,甚至‘伤筋动骨’,但只要最终能服务于大局,推进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改革就值得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