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恋这片大地

几十年后，父亲已不在人世，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撰文回顾那段历史时说：“那时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民军领袖、南昌起义军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统帅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是在红二方面军总部，关向应、甘泗淇等同志当时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的相处，贺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值得大家学习。”

习仲勋上述有段时间同我父亲贺龙“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是指1947年7月到1949年10月我父亲离开西北挥兵进军大西南那段日子。在这之前，他用了12年，从陕北的一个群众领袖成长为党和军队领袖集团的一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他担任由彭德怀任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兵团政委，协助比自己年长15岁的彭总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至此，扭转了整个西北的战局，开始转入内线反攻。1947年7月21日至23日，鉴于战争形势突飞猛进，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我父亲贺龙统帅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我父亲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中央做此决定，说穿了，是此后由彭德怀在前线管打仗，由我父亲贺龙统管后方，这样前方与后方便达成纵深一体化了。前提是，我父亲必须把他从湘鄂西带来的部队交给彭德怀指挥，由战场指挥官改为粮草官；习仲勋也要撤出战场，回到后方与我父亲同甘共苦。但在党的决议面前，我父亲和习仲勋都毫无怨言，毅然赴命，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在以后的三年头两年多时间里，我父亲和习仲勋风雨兼程，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反复在黄河两岸奔波。从边区向四周蔓延的战争，就像一棵大树，把无数条根须伸向后方：抬担架，救伤员，修筑工事，筹措粮草，运输各种军需物资，肃清奸细，动员参军，接受和改造俘虏……哪方面都不能耽误。前线和中央机关向后方要人，要粮食，要子弹，一个命令下来，第二天顶多第三天就要送到。但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我父亲和习仲勋运用驾轻就熟的指挥艺术，迅速组织了两万名游击队和十万民兵，像天罗地网般撒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拔敌据点，伏敌车队，夺敌给养，缉查敌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边区遭受连年大旱，农业歉收，财政经济困难，动员群众发展生产也不能延误，可青壮年都上前线了，劳动力奇缺，那就精兵简政，紧缩开支，把从机关和学校挤出来的人员全部调来种地。特别是为前方筹集粮草，输送军事物资，雷打不动，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的。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六万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两万人，每月需要粮食一万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父亲和习仲勋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催粮、运粮。

寒冬来了，父亲和习仲勋开始把精力投向历史上著名的土改纠偏。因为新年就将到来，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而土地是群众的命根子、战争的命脉，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来年的春种秋收将受到影响，而且任由“左”的风潮蔓向全国，势必让后方大乱，断送前方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正好习仲勋在陕北土生土长，又最早在这里领导革命，熟悉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早在中央小河会议期间，他就注意到了边区土改中出现的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乱斗乱打的错误做法，指出此种偏向必须纠正。

1947年12月下旬，我父亲和习仲勋一起去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会议期间，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陕甘宁晋绥边区的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特别提醒不能让土改过火的倾向发展下去，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会议结束时，新的一年已到来，习仲勋和我父亲兵分两路，我父亲回联防军司令部主持工作，习仲勋率领工作组直接插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土地改革，从绥德地委开始着手纠偏。1月4日，在杨家沟中央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即致信西北局并转党中央，汇报绥德各县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前进，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毛泽东看到这封信，立刻给我父亲和习仲勋及西北局发来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前往子洲县检查工作，连续三天，没日没夜地找各级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土地改革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他在子洲县整整待了九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九天。九天下来，看到“左”的偏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1月19日，习仲勋奋笔疾书，再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工作刻不容缓。电报列举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在写这份报告时，他的心里非常痛苦。因为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在这片土地上从事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政权，该打的土豪打过了，该分的田地和浮财分过了。抗战八年，党中央驻扎在延安，中央机关和数万部队的吃喝，都离不开群众的省吃俭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解放战争开始了，战斗部队人数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群众对战争的支援，无不倾其所有。不久前他到绥德、米脂一带征粮，亲眼看到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部队，有的还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来，连夜炒干充当军粮。但边区一些地方的土改却不分青红皂白，搞“查三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把许多勤俭持家的劳动者打成地主富农，如此折腾下去，这怎么得了？像富平县庄里镇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的后人，红二方面军进驻镇子后，不仅拿出了家里的钱财，而且动员全镇的人，一次就为部队筹粮数万斤。现在要“查三代”，把这些人捆起来，当成斗争对象，哪有这样的道理？因此，在电报末尾，他悲伤地写道：“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