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城管对摊贩从市容角度进行管理的时候，其它部门还来不来管？
王成：工商只管发了营业执照的，没有发营业执照的它不负责管理，食品卫生同样也有这样的规定，对无证的摊贩同样它也不负责管理。
记者：要和无证摊贩发生关联的，是不是只有你们城管？
王成：没错，只有城管。
解说：为什么只有城管来管小贩？就要说到城管部门的由来。80年代，城建、交通、工商、质检、环卫等多个部门都在对小贩执法，多头执法导致了效率低下，重复处罚、相互推诿等各种乱象，当时有一句俗话说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小草帽。因此，1997年国务院开始推行改革试点，将多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委托一个部门来完成，这个应运而生的新部门就是城管。
改革的本意是节约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但落到现实中却出现了偏差。去年江西广丰市城管局长周亚鹰出了一本书叫《我是城管》，书中说：城管部门极像一个电脑回收站，其它单位和部门，不愿管的事推给城管，管不了的事踢给城管，城市里新出现的没有利益的工作交给城管，各地城管部门的工作任务往往多达几百项，其中不少都涉及尖锐的社会矛盾。例如拆除违章建设、清理非法广告、查处无证养犬等等。
危伟汉：有句俗话说，城管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个别地方还把城管作为一个地方工作的基本的手段、基本的队伍，包括去强拆、去征地等等这些。
记者：把不好干、容易有矛盾的事情都往城管这个筐里装。
危伟汉：我们交流，很多城市的(城管)局长们也有这个看法，希望国家这个层面进行立法、规范城市管理的行为，又对我们城市管理的对象有一定的界定，这样的话将来这种矛盾就会减少。
解说：城管管什么不是由国家立法界定，而是取决于地方政府意志，因此各地城管的职能并不统一。不过，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承担着管小贩的任务，按道理说，城管只负责执法，各个部门仍然要履行管理职能，但自从有了城管，其它部门实际上对小贩就放手不管了，只剩下城管依据各地制定的《市容管理条例》去处罚，这种管法给公众的印象就是管小贩仅仅是为了城市的面子。
王成：管理和执法是分不开的，所有的事情应该是许可、管理、执法。记者：连贯的，不是说我去执法，前面就可以不要管理。
王成：没错，也就是说管理部分缺失。
解说：国务院1992年颁布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无照经营。”但是，却从来没有哪条法律明确地说过流动摊贩是否可以申请经营执照，工商部门也没有开放过对流动摊贩的审批许可。直到2011年，新颁布的《个体工商户条例》里增加了这么一条“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这是我国工商方面的法律首次提到流动摊贩，但是，至今还没有哪个地方政府对流动摊贩的合法性问题做出界定，工商部门也仍然几乎不介入对小贩的管理。
对于这种状态，社会舆论一直有批评，不少人提出与其追着小贩到处跑，不如放开一定空间允许他们摆卖。近年来有的城市开始了这种尝试，广州的做法是主干道严禁、内街内巷适度放开，并设立一些允许集中摆卖的疏导点，目前这样的疏导点在全市已有124个，30万小贩中，有5万人进入了疏导点。但是，城管部门觉得这个办法只能缓解一定压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危伟汉：我们尽可能地调动一切资源能够找到一些区域安排小贩，但是这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说完全满足所有小贩的要求。
解说：疏导点一是容量有限，二是位置一般都相对偏远，多数小贩还是愿意在人流量大的干道上摆卖。此外，疏导点的管理也仍然处于残缺状态。
危伟汉：疏导区里面毕竟不是在工商登记过，在有关部门监管下的经营行为，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产品的管理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小贩的问题还不光是城管和小贩的。
记者：你们也迫切地感觉到不能只从市容角度来管理它？
危伟汉：不能再拖了，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进入城市会带来很多社会的问题，包括就业渠道、社会福利的保障，这些前端的管理如果不充分的话，管理末梢就会充分地体现这种社会管理的矛盾。
记者：你们是处在最后管理的一个末梢位置。
危伟汉：是，最后一关了嘛。要重视和考虑这群人，考虑这个群体，否则的话 ，这种矛盾冲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记者：街头摆摊，在小贩看来是自己选择的谋生方式，而在城管看来这就是他们要管理的违规行为，在有的市民看来，街头的小摊意味着买东西方便便宜，但也有市民认为，这的确妨碍到了自己的生活。在高速城市化的当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常态，一座城市里并存着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需求，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就是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一种表现，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会再有这么多人选择以摆摊的方式来谋生。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城管和小贩还会每天在街头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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