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闯红灯”遇阻力是惯出来的毛病

看得出来，中国这一次真的要向“中国式过马路”这种违法陋习开刀了。多地都严查行人闯红灯，动用了各种手段，协管员劝导，媒体曝光，交警罚款。尤其是罚款这一招，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北京处理一起闯红灯就需要半个小时，交警甚至被打。媒体报道了不少闯红灯的行人阻挠交警执法的案例，比如南京一位大妈乱穿马路，交警说：“旁边就是路口，多绕几百米不就到了吗？”大妈反击：“人生能有多少个几百米，每天都绕几百米，那人生很大一部分就荒废了！”

这样的狡辩让人啼笑皆非，很多国人都把哲学用在这种狡辩上，将思辨变成一种油滑，而在公共问题上缺乏真正的思辨意识。这些人平常也会谈“法律信仰”，可仅仅只在自己处于弱势位置、寻求法律救助、法律对自己有利时，才想到“法治”；一旦处于某种强势位置、法律对自己不利、能从违法中获益时，眼中就没有法律，而成为阻碍“法治”的钉子户了。天天喊着法律，不过是指望别人守法，而自己是例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享受别人守法带来的便利。我们生活中这种“伪法治主义”者大行其道。

“中国式过马路”应该是一个让中国人感到脸红的词条，就像“中国特色”有时让人感到尴尬一样，这不是对“特立独行”的描述，而是一种反文明、反法律、反秩序、缺乏公德的野蛮状态，对应的是没有规则意识：人家过马路都循规蹈矩，而中国人却不守规矩——就像世界很多旅游景点专门以中文提醒游客要守规矩一样，“中国式过马路”中的批评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只要批判不指向个人，不触及个人利益，“中国式过马路”这种仅让集体难堪的污名标签，很难触动国人反思。前几天，我在课堂上进行过一次统计，问学生“谁从未闯过红灯”，只有一个女生弱弱地举起了手。

此次交通管理部门严查严罚“中国式过马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与一些外国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时，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困惑，闯红灯的行人有什么理由阻止交警的执法呢？“不闯红灯”的要求是天经地义、世界通行的交通规则、法规的明文要求，有什么理由去抵制和拒绝呢？

这种阻力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剩下的只能是像南京的那个大妈那样去诡辩了。阻碍的理由无非有三：其一，闯红灯的人非常多，很多人已经养成闯红灯的习惯，处罚应该考虑到这个国情，法不责众，治理应该循序渐进；其二，以前闯红灯怎么不罚，现在突然开罚，让人受不了，不应该“运动式执法”；其三，交通规则存在问题，很多路口通行信号灯太短，或者机动车不讲规则，如果不闯红灯就很难过马路，行人是弱者，不应该处罚行人。其四，闯红灯只是一种不文明陋习，不应该以罚款方式去治理。

显然，这四个理由都是胡搅蛮缠，毫无道理。其一，违法的人多，并不就有了正当性；其二，以前闯红灯未被处罚，是法律执行不够，并非以前就可以闯红灯；其三，不能为“守法”设置条件，即使交通规则有问题，即使行人与机动车在路权分配上有问题，也不能成为可以违规闯红灯的理由。法律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和立法程序去矫正，有问题的法律在修改前也应该遵守，这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其四，不要再以轻飘飘的“不文明陋习”去辩护，闯红灯本身就是“交通违法行为”。

众多阻挠的理由归结到一条：这是长期以来交通管理中“弹簧式执法”惯出来的毛病。如果从法律实施开始，就严格执法，对过马路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就没这么多理由了。可管理部门执法不严，先没把行人闯红灯当回事，行人当然也就有法不依，甚至误以为“红灯可以闯的，不闯才是傻瓜”。执法者的娇惯和纵容，最终使得行人不把红灯放在眼里，竭力阻碍“严查闯红灯”。

此前，管理部门已进行过多轮闯红灯治理，可在这种惯出来的巨大阻力下都流产了。越是“作罢”，越是继续娇惯，越是给闯红灯者一种错误的暗示：只要民间阻力足够大，就可以绑架官方，官方对闯红灯的治理就不得不作罢。

终结这种怪圈，惟有持之以恒的严格执法。每一次“一阵风后便作罢”，都会让下一次的治理更加艰难，阻力更大。“行人闯红灯”这种最庸常的、处处可见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治不了，何以能建成什么法治社会？连严查闯红灯这种小事上都没有执法的韧性，这种“微利益”的阻力都突破不了，又何以能树立国人对法律的信仰？闯红灯问题只是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没有不可以突破的阻力，阻力都是惯出来的。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