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论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如果说，渐进式的路径选择，“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方式，决定了我们之前的改革往往是自发、零散和独立进行的，那么改革走到今天，各项改革举措的关联性、耦合性越来越强，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起一整套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更多是由严峻的形势所倒逼，其核心任务是克服那些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那么今天的改革，更需要从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理念、治理效率等更深的层面上全方位优化，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如果说，过去我们对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能力的要求时常是不平衡的，或是在执行环节重视不够，或是忽视了对制度科学性规范性的要求，那么到今天，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机结合、共同完善，已是势在必行。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现代化作为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对于一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力追赶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悠久的文化传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必须成为创新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者。这是我们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视角。从改革的进程中去观照，用广阔的历史眼光来审视，放在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中去衡量，我们才能洞悉其深刻内涵、把握其重要意义。

纵观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实践和探索。无论是巴黎公社的街堡，还是共产国际的战歌，都未能让马克思、恩格斯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从拉兹里夫湖畔奋笔疾书《国家与革命》，到打响攻占冬宫的第一枪，列宁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却尚未深入探索就溘然长逝了。有英勇抗击纳粹的壮举，有党内大清洗的悲剧，也有腐败愈演愈烈的积弊，苏联在其70多年治理历程中曾写下辉煌一页，但由于没能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终难以逆转国亡政息的命运，留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沉重一笔。

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看，实现这样的总目标更具复杂性和紧迫性。自汉唐治世到康乾盛景，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曾代表一个时代的顶峰。然而自商鞅废井田、立郡县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当欧美国家争相改制图强之时，中国却如同一头沉睡的雄狮，固守于宗法祖制，与治理现代化的浪潮失之交臂。武昌城头辛亥革命的枪声，击碎了绵延2000年的封建王朝，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种种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案都在现实中败下阵来。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百年梦想，并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路径。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回望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到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走过前半程；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便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而今，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落实这一战略构想恰逢其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