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光：维护气候安全 保障生态文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深入持久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气候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近百年以来，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全球正经历着以变暖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气候安全和生态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共同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国家新型安全体系，都需要从全球视野出发，高度重视气候安全问题，科学认识气候、主动适应气候、合理利用气候、努力保护气候。

气候安全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共同挑战

观测表明，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呈变暖趋势。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大约上升了0.85℃。2014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是1880年有器测气温以来最暖的一年。在此背景下，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面临的气候风险趋重趋深。仅以今年为例，美国多地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巴西出现了近85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朝鲜半岛遭受了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印度、巴基斯坦和欧洲多国遭遇了少有的持续高温热浪；印度北部、阿富汗北部、孟加拉国等地受到了罕见的暴雨袭击，上百人死亡。5—6月，我国南方地区连续遭遇16场暴雨袭击，引发多起罕见洪涝灾害，南京、上海、南昌等大城市出现了严重内涝；超强台风“灿鸿”在浙江沿海登陆，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严重，等等。这些也充分说明，全球气候变暖产生的影响在加大，地球上每个地方都面临未知的气候风险。

气候变暖已经并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2014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科学评估报告表明，气候变化导致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加大，影响水资源量和水质，导致淡水资源缺乏，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气候变化也改变了地球上部分生物物种的数量、活动范围、习性及迁徙模式等，所引起的海洋酸化给海洋生态带来不利影响，严重且广泛影响全球陆地和海洋生态安全。如果不对未来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管控，将致使全球气候系统进一步变暖，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面临的气候风险将进一步加剧。

气候变化给我国带来的气候风险也不容忽视。本世纪以来，我国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同期全球平均的8倍，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约1%。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面临的气候灾害风险日趋凸显，大规模开发建设和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将进一步放大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气候灾害对我国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实质上也是安全问题，涉及到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外交、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由此带来的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重大工程安全、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非常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气候安全作为一种新的非传统安全，与上述安全问题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事关应对气候变化和防御自然灾害，事关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重视和解决气候安全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文明发展史。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后，进入十八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工具的巨大改进，以化石能源为动力的工业革命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社会财富，从根本上变革了农业文明形态，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实现了社会的重大转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工业化以来，因对自然资源的粗放开发和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增大，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受到巨大破坏，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显著下降，使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逐渐陷入包括生态和气候等要素在内的环境危机。人们深刻反思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特别是气候危机，选择了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以及追求的绿色化生产生活方式，其特征是低耗能、低污染、循环再生、高效率、高科技、整体协调、健康持续等。

维护气候安全和维护生态安全在道路和目的上高度一致。没有气候安全就谈不上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走文明发展道路，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经济和社会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气候环境是生态系统的基础，离开了气候环境谈生态安全无异于缘木求鱼。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认识、适应、利用和保护气候，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也必须重视气候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和建设生态文明在作用和方式上相互促进。气候良好则生态良好，反之亦然。适宜的气候环境是生态文明的基础，良好的气候造就优美的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也可以改善局地气候。例如，自1978年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以来，三北地区生态恶化趋势已得到初步遏制；北方重点区域加快了生态环境治理步伐，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抑制；三江源区在实施生态工程以来，局部水体扩张，部分荒漠转变为草地，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逐渐趋向良性发展；自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以来，甘肃南部、陕西北部等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特别是陕北地区植被覆盖度由2000年的31%提升至2012年的53%，生态环境的改善增加了局地大气的水分内循环，2001年后陕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比1990—2000年增加15.9%，而同期河南北部减少4.4%；近年来贵州省治理石漠化面积近6000平方公里，石漠化土地年均减少约1.5%，石漠化恶性蔓延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主要河流水质达标率由71.8%提高到81.2%，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基本形成。

树立认识、适应、利用和保护气候的生态文明理念

科学认识气候、主动适应气候、合理利用气候、努力保护气候，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不断提升对气候规律的认识水平和把握能力，坚持趋利避害并举、适应和减缓并重原则，主动顺应气候规律，合理开发和保护气候资源，科学有效防御气象灾害，积极维护气候安全。

科学认识气候，高度重视气候安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科学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进展，不仅推进了人类对气候的认知与理解，也是各国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的科学基础。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相关工作中，同样需要科学把握气候规律。在加强气候变化研究基础上，重点关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气候风险加剧问题。牢固树立气候安全观，把气候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全球治理体系。这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目标的基本条件，更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主动适应气候，强化气象灾害风险管理。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大力加强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是降低气候风险、保障气候安全的重要手段。要主动适应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和预防，提高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生态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水平。进一步强化全社会气象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升气象灾害风险管理能力，提高防灾减灾的针对性、科学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地降低气候风险，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科学利用气候，合理开发气候资源。气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我国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陆地50米、70米和100米高度上风能资源可开发量分别为20亿千瓦、26亿千瓦和34亿千瓦；陆地每平方米接收的太阳辐射总量每年为3300—8400兆焦耳，相当于2.4万亿吨标准煤。在国家实施以绿色循环低碳为重点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应合理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气候能源，大幅调整我国能源生产结构，为实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做出应有贡献。要充分利用光、热、水等气候资源，开发农业生产气候潜力，发展特色农业和现代农业。依据气候特征和规律，推进经济和产业布局科学化，着力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把气候资源纳入资源环境生态管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等重大制度，探索建立基于气候承载力评估的城市规模控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制度。

努力保护气候，积极引领国际气候治理制度设计。绿色循环低碳是减缓气候变化、降低气候风险、保障气候安全的基本特征。应始终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的基本方针，始终坚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基本途径，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和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打造低碳韧性城市等，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2014年，我国正式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并在同年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今年向联合国提交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明确提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的行动目标。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行动不仅为维护全球气候安全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体现了建设性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构建的态度，还将为我国调整经济和能源结构以及转变发展方式打下坚实基础，并有利于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作者为中国气象局局长、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委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中国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