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2015年7/8月号刊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题为《为什么说技术乐观主义者错了》的文章。文中指出，有这样一个“乐观的版本”：“人类将在信息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突破令过去两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黯然失色。人类将过上更像神一样的生活”。而马丁·沃尔夫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从理论上讲，真正智能机器“能够使人类过上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它们最终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这一成果如何产生和分配”，“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增长疲软与不平等显著加剧的并存”，“最终结果也可能是产生极少数大赢家和大量失败者”；“毕竟，决定结果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能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必须修改它们”。
尽管上述结论极有可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的改良主义的主张，但此文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入发展，随着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复兴，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在美国主要的刊物上，竟然也出现了要求现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及分配制度必须修改的观点。这对现在一些仍执着笃信“新自由主义”能够救中国、救世界的人应该是一个提醒。
一、当今世界处于“互联网＋”领衔的生产工具大变革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社会的发展变化，往往是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开始的；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大发展最终必然要求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
当今世界正处在生产工具大变革的前夜。这一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从生产工具的角度看，全球已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在工业领域，主要是互联网加机器人、3D打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太空技术、传统制造业等；在农业领域，是互联网加智能农业、生物工程等；在第三产业，是互联网加金融、商务、教育、医疗、媒体、各种新兴服务业等；在社会领域，是互联网加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交往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
在今后若干年内，“互联网＋”这一新兴和先进的生产工具的诞生与发展，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劳动效能，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疾地冲击人类的时空观念和交往思维方式，改变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等。以数据海量采集、存储及其分析应用为基础的“大数据”理念和技术，也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全球信息产业的又一次聚合和提升，都属于“大互联网”的范畴之中。可以说，以互联网技术领衔的信息革命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相结合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和迅猛发展，充分彰显着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威力。
二、“互联网＋”正在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
深入分析“互联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的运行，将会看到，“互联网＋”将逐步削弱甚至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带来“大灾难”。
第一，“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使得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民众与高新的甚至传统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使得社会的相对需求逐步减少甚至锐减。在今后一些年内，“互联网＋”的大发展，必然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必然根本改变各个产业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方式。以亚马逊公司这一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为例。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在《互联网不是答案》一书中说：“实体店产生1000万美元的营业额平均需要47名员工，亚马逊只需14名雇员”；仅“亚马逊2012年在美国大概毁掉2.7万个工作岗位”。“汽车共享服务公司UBER有1000名雇员，市场价值达182亿美元，其估值相当于租车业巨头安飞士和赫兹两公司之和。所不同的是，这两家汽车租赁公司雇用了大约6万名雇员。”（加拿大作家迈克尔·哈里斯：《对安德鲁·基恩所著〈互联网不是答案〉书评》，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5年1月2日）英国牛津大学两名研究人员评估了美国700个职业“计算机化”的可能性，得出结论：“‘美国47%的就业机会面临危险’。在今后10年至20年的时间里，半数工作都有可能自动化！”无人驾驶汽车“是作为一种技术壮举出现的”，“司机这个职业在美国是最普通的（开重型汽车、轿车、客车和出租汽车的司机多达400万）”。（让·马克·维托里：《机器人对抗就业》，法国《回声报》网站2015年5月6日）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劳伦斯·科特利科夫甚至认为：“即将到来的变革所导致的生产力提高，可能使未来几代人的生活总体上变得更加糟糕。工人被机器人取代，他们的收入也可能落入机器人的所有者手里，大多数工人将‘被退休’”。（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为什么说技术乐观主义者错了》，美国《外交》双月刊7/8月号）随着“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可以想见，在未来几十年内，大量无人工厂会大量涌现，这些无人工厂的机器人，可以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小时，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着物美价廉的产品。“互联网＋”的发展，无人工厂的出现，必然逐步带来就业人口和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会导致更多的企业破产和更多就业人口的衰减；导致新的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和更多企业的破产。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 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第二，“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垄断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愈具竞争力，因而垄断产品的市场愈具全球性。互联网渗透制造业，必然使得工业产业形成新的百舸争流之势，也使得资本主义竞争必然产生垄断这一经济规律得以新的充分的展现。所谓自由竞争本质上是厮杀的过程，而垄断则是这种厮杀后的必然结果。在“互联网＋”进程刚刚开启的首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看到，从现代化交通工具、通讯工具、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到牙膏、洗衣粉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都是那几家国际知名品牌。世界各国普通民众在日用品选择上与美国总统一样，比如都喜欢并使用高露洁牙膏。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物美价廉的产品会层出不穷，这就使得国际垄断资本通过超额垄断利润或薄利多销积聚大量财富，从而在生产与销售领域又迅疾地加剧着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
第三，“互联网＋金融衍生品”模式的泛滥，使得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国际垄断资本可以脱离实物经济和生产环节，在金融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领域，仅仅通过小小的鼠标轻轻地一点，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成几何级数的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当今世界上所有股市、期货、汇率、种种大宗商品等金融衍生品都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坐庄”。金融是经济全球化和当今几乎所有国家经济的命脉和血液。“互联网＋”既是金融帝国主义登上顶峰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又是造成当今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通道。
正是主要基于广大民众就业岗位逐步减少、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使得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现象：穷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愈来愈穷的根本标志，就是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剧增多。换句通俗的话讲，日益贫穷的绝大多数普通群众已经没有多少钱可供富人再来榨取。这是“互联网＋”引领的生产全球化其中包括金融衍生品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带来的必然结果。
为了维持本国GDP一定的增长率和就业率，世界各国的货币发行量几乎都在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但这些宽松的货币绝大多数最终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账户。人类财富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2013年全球个人财富掌握在富豪手中的有40%，2014年则为41%，而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到2019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46%。（蒂纳·凯泽：《2016年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富有地区》，德国2015年6月15日《世界报》网站）全球85位富豪积累的财富超过了35.7亿这一半数世界人口的财产。（阿曼多·B·希内斯：《公共债务：数万亿的谎言》，西班牙《起义报》2015年5月31日）就连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特德·克鲁兹也说：“从全国范围来看，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据的收入份额之大超过了1928年以来的任何年份。”（吉尔·莱波雷：《富愈富，穷愈穷》，美国《纽约人》周刊2015年3月16日）
应该说，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人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和极少数人暴富的两极分化，是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中最深刻、最基础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其他所有变化的基础和根源，其他所有变化都是这一根本变化的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