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出版 罗家伦作序推荐
极右翼思潮也席卷了东亚，中国和日本的“热血青年”都不约而同地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兴趣。尤其是纳粹德国的优等民族种族划分、“夺取生存空间”的理论、绝对服从的独裁统治方式，在东亚各国极右翼势力中获得了广泛的赞同。蒋介石更是对纳粹德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口号大为心折，在1934年派郑介民、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亲信前往欧洲考察德意两国的法西斯运动。他们回国之后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详细介绍德国的纳粹主义，建议在中国也付诸实施，加强和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独裁统治机制。于是，在官方有意推动下，法西斯主义在中国成为年度热词，报纸上不乏各种公开叫嚣“只有法西斯蒂是拯救中国民族命运的法宝”（《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时代的车轮，既然踏入法西斯阶段，那么你就是任何人，亦不能螳臂挡车”（《法西斯的意义和译名》）。
就在这种人人以谈法西斯为荣的大背景之下，1935至1936年间，中国国立编译局组织人手翻译了《我的奋斗》，放在商务图书馆“星期标准书”系列中发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自作序推荐。然而，这个中译本整章整章地大段删减，几乎不知所云。
既然翻译出版了，又为何大段删减？此中缘由说来好笑，正如鲁迅在杂文中揭示的那样，这些希特勒的“黄脸干儿”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按希特勒的说法，种族优越性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在纳粹秩序之下的地位。那么，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怎么着也得在未来纳粹新秩序下分一杯羹吧？然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中国和中国人的不过寥寥几处，而且还是这么说的：“（你能想象）一个黑鬼或者中国佬能变成一个德国人，就因为他学过德语；将来因为他能说德语，就可以对德国政党投票吗？”文中不仅将中国人和他最讨厌的黑人相提并论，还特地使用了侮辱性的名词（Nigger和Chinaman），由此可见希特勒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什么希特勒曾受过华人照顾所以一直对中国抱有好感之类的言论，只不过是“黄脸干儿”们的自我意淫罢了！
更加要命的是，《我的奋斗》中在提到日本时，还勉强地承认日本人是文化支撑者，是比中国高等那么一点的种族。这就是说，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就是一种理所应当的行为！这种只要看过原著就能得出的结论，实在让“黄脸干儿”们大为尴尬。
但日本也没有被《我的奋斗》爽到。他们在翻译时发现，希特勒眼中，整个东亚民族就没有什么较高的地位可言，区别仅仅是可以勉强利用合作和必须加以奴役甚至消灭而已。因此日文版《我的奋斗》做的删改幅度也不小。到头来，中日版《我的奋斗》都是删节本。（文 | 李思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