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行政区划法院：司法改革的排头兵

中国日报2月5日电（记者 曹音）2015年12月30日是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即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成立和落实司法改革一周年的生日。院长吴在存近日表示，在探索、形成自身审理以区县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制度的同时，跨行政区划法院可以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进一步在“跨”字上做文章，凸显跨区划法院的意义。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要求下，北京、上海两地成立了跨行政区划法院，力求把此前出现的以“行政化运行管理模式”回归“以法官为主体的责权一体化模式”。吴在存说：“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建立重点就是解决司法‘主客场’、避免地方政府干预和审判脱节的问题。”

2015年，北京市四中院受理以北京区县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将近1400件，是2014年全市法院受理此类型案件的近7倍；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过去一年也受理了以市政府为被告的案件242件，这个数字在2014年仅为13件。

促进法治政府建立

在“跨”字上进一步推进的同时，吴在存说，跨区划法院的审判也促进了法治政府的建立。“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区政府对其案件和我打过招呼。不论哪个区政府来法院，我都和他们说不研究个案，我也不听个案。这是底线。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法庭上说，有任何证据都可以在法庭上出示。我虽然是院长，但我没权力过问个案。”

他告诉记者，现在区政府来法院都是咨询如何依法行政、如何出庭，为了更好地履行行政职责。“官员和百姓在法庭上地位是平等的，庭审规则对他们都是一致的，比如发言时间。法官看到百姓情绪激动要制止，看到行政机关也一样。”

上海三中院院长吴偕林也表示，在避免外部干预方面，该院的着力点是司法公开。立案过程中，严格按照立案登记制的要求，采取立案清单制度，当事人对照清单就能判断案件能否立案；庭审过程中，明确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同时，对打招呼、递条子等干预案件情况记录在案，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吴偕林说：“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审理行政案件的一套机制。比如，行政案件的法官在开庭前都会告知双方当事人，法庭不受地方政府、行政单位干预，打招呼、递条子等行为都会被视为干扰法庭，经过调查后，相关责任人会受到处罚，庭审的过程也会被录音、录像。”

直击庭审：民告官有了底气

1月13日，上海三中院审理一起市民袁先生起诉上海市政府和虹口区政府，要求信息公开的案件。开庭前，审判长陈瑜庭便向双方当事人就庭审不受干预进行了告知。案件当庭宣判。虽然法院驳回了袁先生的诉求，但在庭审结束后，用通俗的语言向其进行了法律“释明”。

吴偕林表示：“这也是我们一项特别的规定，希望法官可以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百姓解释判决理由，让他们明白判决的法律依据。”

袁先生对这种释明予以肯定：“如此说明，我就明白多了。本来这种民告官的案件中，老百姓就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审理程序不公开透明，老百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对于庭前的告知，袁先生也说，这一点做的很好，至少可以让老百姓在行政案件中多一些底气。

北京四中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陈良刚对这一年的改革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除了排除外部干预，在内部去行政化方面，跨行政区划法院也做了很多工作。“改革前，不少行政案件在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拿出处理意见后，还要向庭院长层层汇报，并由庭院长签署裁判文书。现在由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决定案件处理方式和签署裁判文书，真正实现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同时积极发挥法官会议对于解决疑难法律问题和统一裁判尺度的功能作用。”

记者注意到，在诉讼渠道畅通的同时，民告官案被告败诉率也出现了上升。北京四中院去年审理的近1400件以区县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中，区县政府败诉率较2014年上升6个百分点。

如村民王某诉北京某区人民政府一案，王某要求区政府公开相关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的文件与手续，区政府却“答非所问”。2015年5月27日，北京四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区政府对王某的申请重新作出答复。

吴在存院长表示，目前对于以区政府为被告的集中管辖中，主要涉及三类：房屋征收、土地征用和政府信息公开。“脱离了原有行政区划进行审判，可以保证案件审判的独立性，更好地确保审判公正。”

（编辑：高琳琳 周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