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人、凤凰男、杀马特——代表委员解析城乡碰撞中的流行词

新华网北京３月４日电（“中国网事”记者涂洪长　高洁　胡星）他们放弃城市生活转而投身农村广阔天地，乡野带来梦想也制造烦恼；他们是飞出山乡的“金凤凰”，却在追求事业和爱情的过程中屡获“差评”；他们是不甘寂寞的农村新生代，却每每遭遇“洋得霸气、土的掉渣”的无情嘲弄……新农人、凤凰男、杀马特，一个称呼、一个标签、一种态度。透过这些近年来的流行词汇，我们能否感受到中国加速城镇化大背景下的城乡关系？

“新农人”的烦恼

在城里学习或工作，再回到农村创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新农人”。

今年３６岁的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紫云县坝羊乡科羽有限公司董事长舒明勇已经回乡创业１１年，在当地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区经营一家气门芯生产企业，是一位标准的“新农人”。

尽管在别人看来光鲜亮丽，但这些年来，资金问题始终让舒明勇备受压力。他说，国家出台了很多扶持农民工创业的金融政策，比如农村信用合作社可放无硬件抵押贷款，“看起来门槛很低，但踏进去却发现自己天天在给银行打工。”

舒明勇说，和他一样返乡创业的青年有很多又重新走上打工道路。除了外部因素，盲目跟风上项目、过度依赖政策、缺乏创新意识等，都容易导致农村青年的创业之旅止于半途。

如今，像舒明勇这样的人还有不少。２００７年，谢思惠放弃了山东农业大学免试保研的机会，回到家乡福建福安市晓阳镇谷口村当起了农民，几年下来，他创办的好思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吸纳了１０多位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并联合村里１００多个农户搞起了农业合作社，每年种植生姜、茶叶、晚熟葡萄的产值超过了３０００万元。

谢思惠说起创业历程却难掩酸涩：“到现在为止，我还得承受乡邻们不解的目光和‘瞎折腾’的非议，土地流转、银行贷款、旺季雇工，随便一个问题都够我喝一壶。”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朱启臻说，返乡发展的大学生、农民工、城市白领等“新农人”们对农业的热情和乡村的热爱值得鼓励和支持，但“新农人”自己要对农业经营的风险和困难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政府对有贡献的青年应给予大力扶持，降低他们的经营风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农业农村不断吸收新鲜血液。

“凤凰男”的哀愁

２００６年电视剧《新结婚时代》热播，郭晓冬扮演的何建国为“凤凰男”成功画像：出身农村、落户城市、事业小成，娶了漂亮的城里姑娘，却因为养老、农村建房、生男生女等问题夫妻冲突不断、心力交瘁。

在网络语境中，“凤凰男”除了“飞出山沟沟”的出身指向，还代表着吝啬、自卑、敏感等一系列涉农“劣根性”，被列为“值得警惕的婚姻对象”。

老家闽南农村的小张名牌大学毕业，在福州一家事业单位干到了中层，去年，他却在旁人讶异的目光中结束了自己的婚姻。他一脸苦涩地道出分手之痛：“妻子是大城市生人，除了老母亲从乡下来带孩子，她从来不让老家人住在家里，搞得我没法做人。”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钟山县清塘镇副镇长潘夏莉认为，一个出身贫寒的农村大学生出人头地，背后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各种支持，在报恩、养老方面他无法回避责任。“凤凰男”的哀愁既有经济上的无力感，更有文化上的撕裂感，透过对“凤凰男”的争议，更要反思现在独生子女负担重、农村养老体系不健全、农村青年婚姻成本高涨等社会现实问题。

“杀马特”的纠结

他们是海报里造型夸张、眼神桀骜的“洗剪吹”型男组合；他们是喊出“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的伪台湾人（此处读ｌｅｎ）庞麦郎；他们是电影《心花路放》里“没有耳钉，不足以谈爱情”的９０后情侣，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杀马特”。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师涂明谦说，从社会学角度很难对“杀马特”给出准确定义。那些奇装异服、土洋难分的年轻人出身农村或者小城镇，但对都市文化、西方文化充满向往，因为经济条件、文化层次都无力达标，转而追求姿态上的“融入感”，“他们其实是缺乏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的一群人，是纠结在乡土胎记和媚洋倾向之间的一群人”。

涂明谦认为，带着文化精英的优越感去嘲笑“杀马特”是很容易的，但年轻人标新立异干点傻事也无需冷嘲热讽。重要的是不管是父母长辈还是其他人，能否透过外表去理解他们的内心，读懂他们的“孤独和任性”。这里不仅有代沟问题，还有经济和教育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杨文说，在城镇化进程中，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一个城市的正常运转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他们同样渴望融入城市，不管是户籍上还是文化上。而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衣着，似乎是最简单易行的方式，因此他们非常容易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但一个人的审美观和气质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定文化知识的积累。

杨文认为，网络上部分网友对杀马特的讽刺和调侃有点过于“傲娇”，城市文明应该是包容的，社会应该对“杀马特”给予更多的关心和耐心，帮助他们成长与蜕变。（参与采写：仇逸　卢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