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政府”的腐败与道德沦丧
与普通“流亡藏人”困苦的生活相比，也的确有一群人过得比较滋润——所谓的“流亡政府”“官员”。他们靠税收和国际援助“发财致富”，并且大多持有美国、加拿大绿卡。“流亡藏人”对这帮“官员”的腐败早已见怪不怪。他们气愤地说，援助有一半以上被这些蛀虫用于吃喝嫖赌了，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分不到多少援助。米拉在其文章中也毫不客气地质问：“流亡政府头目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举家迁居美国波士顿，或是在印度拥有一套大房子，却怎能无视不识字的穷苦藏人的困境呢？”
与此同时，“流亡藏人”的困窘也给了“藏独”等分裂势力和其他别有用心的反华、扼华集团制造了可利用的契机和棋子。
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一位前外交官透露，真正支持“藏独”的“流亡藏人”为数很少，他们之所以经常制造事端，正是受到“西藏流亡政府”以及“藏青会”等各种“藏独”组织的教唆和威胁。同时，“‘藏独’活动一经曝光，闹事分子更容易申请美国签证。这样一来，甚至有藏人将组织‘藏独’分裂活动作为谋生的职业”。
然而多年来，分裂活动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也越来越不得人心。2012年“流亡政府”又策划煽动组织自焚作为新的策略来牟取政治利益，将鲜活的无辜生命当成分裂活动的工具和获得西方援助的筹码。《环球时报》记者2012年10月深入达兰萨拉探访，走近达兰萨拉的寺庙，最先看到的是悬挂在外的自焚藏人的巨幅海报。2012年11月青海警方与四川警方相继侦破了自焚案件，与此同时，臭名昭著的《自焚指导书》也被国内外媒体揭露，其中最吸引这些无辜生命甘愿牺牲的一条便是死后可以得到达赖喇嘛本人的祷告与加持。这一公然利用达赖喇嘛对笃信宗教的藏族人的影响力获取政治利益、将无辜生命当成操控工具的行径，令世人哗然。一位英国网友给中国西藏网留言，称十四世达赖喇嘛“宗教虚伪、挑拨离间、制造不和、对世界和平无丝毫贡献”。
一方面是取得美国绿卡的所谓“流亡政府”官员在鼓励保持难民身份、宣讲教唆分裂活动，而自己过着滋润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受蛊惑而结束的无辜生命和被边缘化过着漂泊不定生活的普通“流亡藏人”。鲜明的对比，令人痛心。
藏族“孤儿”事件 “流亡藏人”悲惨命运的缩影
去年初，瑞士导演乌里·梅尔拍摄的《提比和他的母亲们》纪录片上映，讲述了一个藏族流亡儿童提比的命运：1961年生活在达兰萨拉的难民营中的7岁提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为孤儿被送到瑞士收养，当他人到中年再见到母亲时，已经不会说藏文，母子相见却不相识。让世人清楚地看到“流亡藏人”悲惨命运的缩影。
后来梅尔在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报》采访中进一步揭示了当年藏族“孤儿”的原委：“自1960年起，瑞士颇有影响力的实业家艾希曼与达赖喇嘛达成协议，将200名藏族‘孤儿’交给欧洲收养家庭抚养，或是送到当地的儿童村。但是这200名儿童中只有19个是父母双亡，绝大多数孩子至少有父亲或母亲，有一些甚至双亲都健在。达赖喇嘛之所以要送出这些孩子，原因在于他想让这些孩子接受西方标准教育之后成为社会精英让西藏脱离中世纪进入现代。而据统计，仅在抵达瑞士后几年就有大约90％的‘艾希曼儿童’放弃了藏语，他们在瑞士常常被戏弄，甚至有自杀行为。‘艾希曼孩子’与达赖喇嘛的初衷背道而驰。”
《新苏黎世报》在刊发这篇专访时，将标题写为：达赖喇嘛的道歉十分重要。然而道歉与否又能对“流亡藏人”的生存、生活状况的改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漂泊不定的生活、受到歧视与漠视的精神失落几乎超过了“流亡藏人”作为佛教徒能够忍受的限度，很多人表示希望能有朝一日返回故乡，结束客居异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