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清楚的迹象显示，对于葛兰素史克(以下简称GSK)这家跨国医药巨头而言，从去年7月起便深陷其中的“贿赂门”，正在演变为一场看来无法避免的司法诉讼。
5月14日，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发布消息，历经10个多月的侦办，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SKCI)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等案已侦查终结，于日前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案件内外，仍有疑团待解——GSKCI能够将真实成本仅10余元的药品，在中国卖出10倍以上的高价；但销售收入逐年飙升的同时，却是微利甚至亏损。更令人疑惑的是，“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经济常识，似乎丝毫不影响这家跨国医药巨头在中国极力扩张销售的步伐……
曾经深藏水下、鲜为人知的秘密，或许终于到了浮出水面的时刻。
“亏本”不影响卖药巨额利润实则已留境外
新康泰克、芬必得、贺普丁……提起GSKCI旗下的“明星”药品，中国老百姓十分熟悉；它们在中国高昂的定价，也令人印象深刻。记者从有关方面获得的一份2012年5月GSK《专利药品(含专利过期药品)境外市场价格填报表》中，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以知名药品贺普丁为例，在中国的出厂价是142元人民币，而在韩国只有18元，在加拿大不到26元，在英国不到30元，在德国、日本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其出厂价也远远低于中国大陆。也就是说，购买一盒贺普丁，中国大陆的患者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付出高得多的代价。
这并非个例。GSK的另一种药品贺维力也呈现同样的情况：相较于日本的103.5元和中国香港的59.92元，它在中国大陆的出厂价高达182元。
GSKCI的药品价格为何如此之高？价格又是如何确定的？
多名涉案的GSKCI高管供述，新药进口到中国前，公司便会启动如下的“倒推计算”价格过程：
第一步：开展国内市场价格调研。一是参考其他跨国药企相同或者相近的药品确定价格；二是如果属于原研药，“想卖多高的价格就定多高的价格”。
第二步：将价格报给GSKCI财务部。
第三步：GSKCI将定价需求报给GSK总部的TP中心(全球价格转移中心)，计算出成本价和在中国进口的口岸价。
第四步：TP中心认可后，GSKCI按照总部计算的口岸价进口药品，这时口岸价已远高于成本价。
第五步：药品进口后，GSKCI按照已经转移定价的口岸价，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单独定价，发改委依据申报资料，以口岸价为基数批准GSKCI在国内销售的药品价格。
“这一过程也叫转移定价。”犯罪嫌疑人之一、原GSKCI副总裁兼疫苗部总经理陈洪波说，这是跨国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主要方法。在原产国分公司把要赚的利润确定好，把确定后的(原产国)零售价作为销往另一个国家分公司的成本价。在这个基础上，再实行一套价格策略，确保在另一个国家能够盈利。
“对GSKCI而言，除了进口成品药，还有一种方式是进口原料再加工。”陈洪波供述，西力欣的原料由GSK在塞浦路斯的分公司做，瓶装是在意大利分公司，从塞浦路斯到意大利进行一次价格转移；从意大利分公司到中国贴标签，再进行一次价格转移。多次价格转移之后，每个分公司都赚钱，总利润相当可观。
另一犯罪嫌疑人、GSKCI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在供述中称，GSKCI的这种做法不仅大幅提高进口药品价格、获取巨额利润，而且将应当在中国境内产生的大部分利润留在境外，达到少缴税的目的。
因此，GSKCI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也就不难理解——2009年至2012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约为39.78亿元、48.62亿元、55.29亿元、69.75亿元；而同期的营业利润约为1.09亿元、B0.47亿元、0.60亿元、B1.88亿元。
“值得注意的还有主营业务成本，与主营业务收入一样，也呈逐年猛增之势。”侦办CSKCI案件的专案组民警介绍，2009年至2012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进货成本)分别约为30.39亿元、37.13亿元、43.16亿元和50.30亿元，这其中就包含通过转移定价预留在境外的利润。
以贺普丁为例，2012年，贺普丁真实成本为15.7元，转移定价后到中国GSKCI工厂的口岸价是73元，GSKCI出厂价(不含税)为142元，经物价部门核准的最高零售价为207元。
除了通过“转移定价”把利润留在国外之外，GSKCI还在国内进行了另一次“价格转移”，其报关进口虚高价格的药品后，通过其设在中国的工厂加工包装出售给GSKCI。在这部分“价格转移”中，不仅实现了其中国工厂的利润，也通过GSKCI药品出厂价与GSKCI中国工厂出厂价中间的差价，预提了在中国的贿赂销售费用和目标利润。由此可见，把虚高价格的药品卖出去是GSKCI的最大目标，表面上看GSKCI微利或亏损，实际上卖得越多赚得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