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级别
部级干部贪腐
近十年才被揪
统计发现，腐败分子的行政级别越高，腐败潜伏期就越长，被查处的难度就越大。
杜治洲认为，行政级别越高，所掌握的资源也越多，人脉也越广，腐败方式更为隐蔽，不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因为行政级别高，很多人会因权力威慑或者因贪官能量很大，足够与查处组织抗衡，从而不愿或不敢检举贪官。
腐败方式 腐败花样不断翻新
统计发现，腐败方式主要分三类：货币方式、非货币方式和货币非货币混合方式。
货币方式仍占到51%，是腐败分子获取好处的主要方式。混合型腐败方式潜伏期平均长达4.54年。
当前的腐败手法变异得越来越复杂，早期大量存在的赤裸裸的给付金钱、权钱直接交易的腐败行为被一些新手法取而代之。
许多腐败分子甚至努力使腐败“合法化”，使腐败行为与人情往来、正常公务活动交织在一起，让反腐部门察觉难，查处更难。
借鉴美、新立法 规范公职人员
杜治洲说，腐败犯罪之所以能潜伏是因为职权的失范，目前，我国公务员法中涉及到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规定比较笼统，可操作性较差。
在公职人员行为规范立法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和新加坡的做法。美国通过立法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乘坐公车、接受礼品、出席活动、请客吃饭和兼职离职等都做了规定。
新加坡有一套完善且严厉的公职人员行为规范，从公务员的录用、晋升、调动到待遇、休假、退休、考核、仪容仪表、行为举止等都有极细致的规定。即使是腐败未遂，只要有犯罪意图就会受到严厉处罚。
在新加坡，对腐败犯罪知情不报也会受到严厉处罚。公职人员的腐败成本非常高，公务员被定罪后，将不得再从事公共服务，其丰厚的养老金也将被取消。
杜治洲强调，我国应抓紧制定《监督法》、《反腐败法》等专项法律，同时对各级机关制定的各种单项法规进行梳理，避免地区间因对法律法规理解不一造成处罚和判决差异。
揪出腐败官员 需要机制创新
杜治洲认为，之所以腐败潜伏期长，就是因为腐败发现机制不健全，监督环节存在部门坐等案件上门现象。
健全腐败发现机制需从三方面做起：一是提高反腐职能部门对腐败行为的发现率，主动出击，在日常时时监督官员行为，寻找犯罪线索。
二是优化腐败发现机制的社会环境，培养公务人员的公开行政意识，做到“三公经费”公开、重要事项、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等情况公开，最终逐步实现所有除了国家机密和工作秘密之外的政务全面公开。
三是完善腐败发现的相关配套制度，例如财产申报制度、存款实名制度、会计委派制度等，都是腐败发现机制中的重要方式。而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公职人员腐败的重要环节。
同时，针对不同级别公职人员构建分级监管系统，建立不同的监管方式。如加强媒体对基层官员的监督；针对高官的腐败犯罪，成立独立、权威、专门的廉政机构，确保充分行使职能。
加大惩处力度 提高腐败成本
目前我国刑法对腐败犯罪的惩罚力度过轻，腐败成本较低。一些官员大捞一笔后，即使落马服刑几年，出狱后依然可以尽享荣华富贵。
杜治洲建议，加大主刑适用的力度，同时适用严厉的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让腐败分子真正得不偿失。唯有如此，才能让官员掂量腐败的得失之后自觉放弃腐败动机和行为。记者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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