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悼念那些遗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们

老钱的故事

土生土长的武汉人钱统生今年73岁了，他身材健硕，笑声爽朗，得益于多年的冬泳训练，他看上去就像只有五十几岁的样子。

每年的3月25日，钱统生都要来捐献遗体纪念碑前祭奠岳母王克珍，她的名字刻在第一块墓碑上的第四个，这意味着王克珍老人是自2000年武汉市实行遗体捐献政策以来，第四个捐献者，而钱统生本人也是遗体捐献的志愿者。

“我第一次有捐献遗体的想法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我师傅去世了，我觉得人死了就埋了，既没有什么价值又和活人争地。”钱师傅说。

萌生了捐遗想法的他还没分清楚捐献分遗体捐献、器官捐献和组织捐献就开始四处打听，在别人的指点下，钱统生找到了江岸区红十字会。彼时，捐献遗体除了要亲自上门登记填报，单位出具证明外，还要交100元的公证费。

钱统生不仅自己登了记，还动员家里人一起成为捐遗志愿者。在他的说服之下，母亲、岳母、太太都相继选择成为捐遗的支持者与志愿者。而到了2004年，岳母王克珍老人病逝，他电话联系了武汉市红十字会后，老人的遗体被接送至同济医科大学进行医学研究。

“在中国捐献遗体往往很复杂，即使逝者本人生前已经签署捐遗合约，但是也不意味着一定可以执行，还必须得到家属的同意。而在家属无法接受的情况下，就只能选择妥协处理。所以在自己捐献遗体的时候，我们要求有一位家属成为遗体执行人一起签字。”红十字会捐遗中心主任骆钢强说。

“我是她的遗体执行人，我岳母走的时候很平静，全家人也都很平静的接受了。”钱师傅回忆说。

而周围的亲戚、朋友有很多人不理解钱师傅的做法，认为他这是胡闹，钱师傅则不厌其烦的用他自己的方式给周围人做着工作。

2012年7月9日，他与一个也已68岁的朋友相约从武汉经川藏线骑行西藏拉萨。他在自行车后面绑了红十字会的小旗子，并携带了捐遗的宣传资料就上了路。在沿途这二十多天里，只要是他们停下来就会有人上前询问，而钱师傅则有问必答，“我介绍完了就会告诉他们，每个地方政策不一样，要去当地的红十字会去了解更详细的信息，也可以登记”。

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人往往对捐献器官心怀恐惧甚至抵触。由于器官来源短缺，中国也是世界上等待移植患者最多的国家。中国每年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而仅有1万人能获得所需的器官，70%～80%的潜在捐献者因家属反对而无法实现捐献。而国外则通过立法来赋予那些在临终前决定捐献器官的人坚持个人意志的权利，比如英国的《人体组织法》。美国则在1984年，通过了国家器官移植法，成立了国家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和器官移植受者科学登记系统。

武汉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表示，在中国通常捐献的遗体（器官）有三方面用途，一是医学临床应用，如肝、肾等器官，皮肤、角膜等组织捐献给有需要的患者，挽救生命；二是医学教学用途；三是医学研究，如某类疾病的研究、基因研究等。目前这三方面的遗体来源都较紧缺，而对长寿基因等研究来说，80岁以上高龄老人遗体研究样本尤为匮乏。

（中国日报记者 刘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