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往往是先有灾害，引起了政府的重视，科学家才感觉到一定的压力去做
不过，如此重要的北方暴雨预报研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
对于倪允琪来说，和暴雨的第一次交锋，始于1998年。那一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刚刚起步。在“国务院专门要求对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开展研究工作”的大背景下，倪允琪申报的“我国重大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成为第一批获批的十五个项目之一。时至今日，他正在参与第三个“973计划”，“研究范围主要在南方，没有涉及北方”。
“在973项目这样的计划中，没有一个研究华北暴雨，研究北方暴雨的也没有。”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高守亭研究员指出。
一位业内人士承认，在目前的气象学研究中，“往往是先有灾害，引起了政府的重视，科学家才感觉到一定的压力去做”。
事实上，针对北方暴雨，特别是华北暴雨的预报研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1935年，科学家竺可桢提出，“雨量变率”越大，这一地区发生的旱涝灾害越严重。根据这个用来表示降水量变动程度的统计学概念，华北地区这一数值在25%左右，比东北、华东、华南等地区都要大。据此，竺可桢分析当时的华北旱荒频起，正是雨量变率过大所致。
这一观点也成为北方暴雨、尤其是华北暴雨研究的起点。40年后，一场被气象学界称为“北京会战”的会议在中国气象局召开。这是一场专门针对北方暴雨的研讨会。那一年的8月4日到8日，一场出人意料的强降雨突袭河南驻马店地区。在这个后来被称为“75·8”特大暴雨中，24小时最大降水量达到1060毫米。大量持续的降水造成几个水库的垮坝。根据官方数据，这场震惊中外的灾难造成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亡。
“这场大暴雨来了我们都感觉很内疚，都感觉有这个责任要搞清楚这个东西。”作为“会战”参与者，吴正华回忆。
“北京会战”结束后第二年，来自北方14个省份的50多名科学家又在南京空军气象学院集合。这场“南京会战”专门研究的是“75·8”特大暴雨成因。此后，战场又转移至事发地河南，在省会郑州，气象学家们专门讨论暴雨的预报问题。
三次会战后，著名气象学家谢义炳带领的多名科研人员，组成了一支叫做“北方暴雨协作组”的“特种部队”，专门阻击这个给北方各地带来巨大损失的敌人。
但是，在这个持续至80年代末的研究队伍撤离战场后，并没有一支“正规军”接过这面大旗。
在吴正华看来，目前包括华北暴雨在内的整个北方暴雨的研究，“都是分散的小个体研究，不成系统”。
南方暴雨的预报研究展现出另外一种情景。“在前两个973项目里，我们一共写了14本专著、1200篇论文，其中SCI论文就300篇。”倪允琪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在一米多宽的书柜里，这些专著几乎占满整整一格。
但他还记得，1999年，当第一个项目开始实施时，全国能够精细观测云层变化的多普勒雷达只有一台，后来，依靠“与军工企业合作”，项目组才又建起了3台。“没有项目支撑根本做不了”，倪允琪介绍，一台国产的多普勒雷达造价大约为七八百万元。
而高守亭虽然从1995年就被评为研究员，但到现在为止，这位以华北暴雨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手下，和他一样研究华北暴雨的只有两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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