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里，他写了几百封信申诉，有写给运城中院的，也有写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他认为自己是曝光了运城“假渗灌工程”之后遭遇打击报复，是冤案，但是信件石沉大海。
晋中监狱知道高勤荣是个记者，把他调到了《晋中监狱报》任组长。他在服刑人员中寻找典型进行采访报道。在2002年举办的全国8省市监狱报刊评比中，高勤荣一人独得两个一等奖，他也因此获得了减刑的机会。
但对自己的罪行，高勤荣从不接受。每年年底写总结，总有一栏为“认罪服法态度”，但他从来不认罪，而是填上自己的冤屈。
一次，监狱宣传科长对他说，“你这么写，就不能减刑了。”
“不减就不减。”高勤荣硬梆梆地顶了回去。
高勤荣入狱，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据他本人回忆：2001年3月，全国政协常委杨伟光、高占祥等7人，就此事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了第89号提案，他们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枉法”。这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山西立案再审；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韩雅琴等人为高勤荣再次提出建议案，仍然没有结果。
8年之后，高勤荣出狱。
老高认为，当记者成为百姓心中的“铁面判官”，许多有冤屈的平民百姓不找法官找记者的时候，记者其实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了。“你既然是百姓眼中的救星，那么自然也就成了腐败分子的眼中钉！危险甚至牺牲，就在你眼前。”他说。
一位学者分析说：“我认同这种理念：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另外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所有的‘高勤荣’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