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
1951年的春天，赤列顿珠感到了一种奇妙的气氛。宅子里往来的贵族们开始把几个字挂在嘴边：“不行了。”
赤列顿珠是拉萨贵族龙夏家的“朗生”，是农奴中最低的一等，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子子孙孙都是家奴。1950年底，他听说一支名叫解放军的部队在昌都打败了藏军主力。从那以后，贵族们开始人心惶惶。
朗生们却暗自高兴，不敢明说，只能通过眼神传递内心的兴奋。赤列顿珠预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就要来临了。
在不远的功德林寺，小僧人土登则心存畏惧。他听说解放军“吃人”，自己实在想不出那是怎样一群人，只好在忧虑中继续念经，偶尔唱唱藏戏。
这两个17岁的藏族少年无从知晓，此时，在遥远的北京，一场改变西藏命运的历史性谈判正在进行。
中央决心用和平方式解放西藏。几经敦促，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终于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团长的和谈代表团赶赴北京。
“当时中央民委懂藏文的只有我一人，我就承担了西藏代表团的接待和翻译任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88岁的藏族老人彭哲，是当年谈判极少数健在的见证者之一，“当然有争论，焦点是解放军是否进藏的问题”。
把持西藏政权的一些贵族上层人物反对驻军，意图很明显：不想接受中央的领导。可是拿到桌面上的理由却是西藏土地贫瘠，粮食不够吃。
始于1951年4月29日的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彭哲回忆：“这时中央没有强迫，而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参观，同时耐心劝说。最后中央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切开支由中央负责。这下西藏代表没话说了。”
事隔多年，海外达赖集团企图歪曲史实，声称当时是“胁迫下”的谈判。对此，彭哲反驳：“假如是胁迫，还能允许那样激烈的争论吗？”
他记得一个细节。商定协议汉藏两种文稿时，关于“人民”一词如何翻译又引起了争论。此前，藏文里从没有“人民”，只有“属民”，与官吏、领主相对。如用“属民”，就把贵族排除在了“人民”之外。反复讨论，难以定夺，最后只得求教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大师沉思良久，对西藏代表提出的方案作出修改，创造了一个读音“mi－mang”的新词，意为“多数人”。
“这个新词很有意味。”彭哲说，“一方面，对一个词这样仔细斟酌，印证了中央政府平等协商的态度。另一方面，历史上从未受到平等对待的西藏普通民众破天荒头一遭有了自己的群体称谓。”
1951年5月23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中央和西藏地方双方代表终于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新时代的曙光从此照进了雪域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