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争端曾致南海地区缺少联合搜救机制
在李伟看来，救援怎么划分搜救海域、怎么合理划分搜救时间，让每个国家充分发挥作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装备、搜救设施如何起到弥补作用，这都要在实践中不断地磨合磋商。
“这种机制首先要以条约、章程、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平时多演练、双边多磋商。”李伟说。
记者了解到，国际联合海上救援机制依托《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和救助公约》，由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多年以来，尽管有一些进展，但张军社认为，国际海事组织比较松散，效率比较低。
他认为，南海地区缺少一个区域性的海上联合搜救机制。2011年，中国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以求逐步形成中国-东盟多层次、全方位的海上合作格局，其中包括海上搜救。3年过去，张军社认为，就海上搜救来说，确实还需要加强。
他表示，障碍在于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存在一定的海洋领土争端，制约了相互间的合作。但这一次的国际联合救援，体现了这些南海周边国家抛弃海上争端的意识，人道主义救援没有国界，这为今后加强相关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先例。
在他看来，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反恐有机制支撑，东南亚地区反恐中心设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海上搜救也应该有常设机构，以此搭建信息分享机制，对涉及海上自然灾害、海盗等人祸及时通报。
“中国应联合南海周边国家，依据《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和救助公约》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其他制度，再进一步合议推出细化的南海区域性细则。”张军社说，这需要明确牵头单位的领导责任，海军作为部委级别的联络机制成员，会服从牵头单位的指挥，这就体现在当海军军舰的目标海域，就是交通部通报的可能失事海区，各舰队和地方政府部门也要建立相应的区域性机制。
记者了解到，救援西沙渔民是近10年来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在西沙规模最大的一次非战争行动，海军南海舰队先后共有14艘舰艇、4架飞机执行搜救任务。张军社认为，西沙救援渔民目标明确，不需动用地方力量，但这次搜救的难点在于难以确定失事准确海域，所以在国家层面的协调上，由一直有密切联系的海军和交通部联手。
“平时海军和交通部海上搜救有联合工作机制，在交通部协调下，海军参与进来，依据海上搜救中心协调的海域展开搜救。”张军社相信，海军舰艇遇到其他国家军舰也会有相互间的交流。
徐勇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作为事件相关责任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出事区域飞行管制区主权方越南都是责无旁贷的，要对其管辖区域发生的事件负责。而有能力的国家，特别是事发区域附近的国家，出于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等道义和责任区的责任，进行出巡和营救是很自然的。
他认为，健全跨国海空联合救援机制，第一要注意区域协作、各自包干，防止包干区域之间出现空白区域；第二要实现各自装备功能及性能的互补，例如航空和舰船的功能是互补的，舰船速度较慢，但其照片清晰度高；飞机速度较快，若在某地发现目标，可以迅速抵达。
“航空专业工程团队和航空事故处理团队需要跟船出发。除了飞机、舰船这些可移动的大型探测装备外，还需要可以直抵可疑目标的近距离探测。”徐勇凌说，对于水下的可能目标，需要潜水人员和潜水装置进行识别。而发现物品后还要对其进行辨析，就需要打捞物品，打捞需要专业团队，打捞上来以后要对物品进行辨析，也需要专业人员。
在他看来，有必要建立专业的医疗救护团队，因为搜救过程中有些人员需要进行医护救治；同时需要有一个信息发布团队，因为各国的信息需要一个共享平台，信息发布也需要有一个权威的平台。“一些单位或个人发布的虚假信息会对公众造成误导，对受害者家属造成伤害，也会影响搜救工作。”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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