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钟兆文一家，早早就搬到安义县城。他搬去的理由很简单，儿子在外地做生意，孙女在县城上学，需要老人照顾。
办丧事期间，南坑村出现过短暂的人气兴旺。钟兆文是南坑村的长辈，因此，几乎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回村里帮忙。一些近亲的年轻小伙子也赶回南坑。
钟兆武还记得，当时的南坑村，大约有10栋房子开了锁，简单打扫一下，晚上就住下。晚上没事的时候，这些人就凑在一起喝喝酒、叙叙旧、打打麻将。
这是钟兆武久违了的一个场景。他没事时，就到处转转，和大家说说话。他也到集市上打了10斤酒，买了鱼和肉，还在朋友那里借了一副麻将牌，招呼大家到他家喝酒打牌。不少人去了，他就呵呵笑着，忙不迭地给大家递烟。其实，他不吸烟。晚上闹腾到一两点，他一点也不觉得困。
热闹稍纵即逝。他的嫂子安葬后，钟兆武又过上了孤寂的生活。好不容易盼到休息日，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带上妻儿一周的粮食和蔬菜，到城里去看望家人。半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
一到晚上，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回到南坑，照料他那只会发出简单音节的女儿。
村子曾寄托着很多人的梦想
时间退回到几十年前，钟兆武很难想象到南坑村现在的萧条。那时的南坑，和现在的默默无闻截然相反。当时，南坑是姑娘们争先恐后嫁过来的地方，更因吸引一个上海女知青嫁到此地，而成为四邻八乡热议的对象。
南坑村背靠大山。早些年，山上有很多两个人都抱不住的大树。在大集体时代，这个村子靠着木材加工等副业，集体收入在当地首屈一指。
“到了60年代，我们一个工分最高值两块多钱。别的生产队，一个工分最多才7毛钱。”钟兆武回忆说。他曾做过生产队的会计。
每年年终分红，南坑村的劳力，扣除一些费用后，基本都能拿到500元左右的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的人走出去，都以自己是南坑人而自豪。去公社或者县里开会，一听说是南坑来的，旁人都纷纷投以羡慕的目光。哪家姑娘要是嫁到南坑，一定会有很多人说，她“享福”了。
上海女知青张凤莲当时决定嫁到此地，部分原因也是因南坑“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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