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来到城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内蒙古、陕西、湖北、广东等地发现，农民工子弟在城市入学面临“公办校”难进、“民办校”两极分化等问题。未经审批的“非法校”和远近闻名的“明星校”同时存在，是什么让民办农民工子弟校“冰火两重天”？
“屋顶小学”１２载为何仍有市场？
农民工子弟校——武汉市江汉区凌智小学曾经“名噪一时”，因为活动空间有限，只能在屋顶上升旗，凌智小学被媒体称为“屋顶小学”。办学１２年后，由于存在安全隐患，教学质量不符合要求等，２０１１年底凌智小学被停办。
今年２月，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将凌智小学４２３名学生分流到辖区内的两所公办小学，并耗资百万元，安排十几辆校车每天免费接送学生往来于住地和学校。
随后，几十名学生“回流”到９月份恢复招生但无“合法身份”的凌智小学。校长孙红枫告诉记者，两所分流的公办学校距学生住地较远，家长觉得不方便；很多随迁子女家长因为工作时间限制，希望孩子放学后在学校吃晚饭、写作业，分流的公办学校无法实现。
一方面，死而复生的“屋顶小学”生源不断。另一方面，这所学校位于武汉市拆迁规划范围内，政府无法安排新校址。
记者走访北京、内蒙古、陕西、湖北、广东多地发现，在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聚居地，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并不少。但多数位于偏远地区或者城市拆迁区，不少学校也因为缺乏固定办学地点等原因得不到审批，有的学校沦为四处搬迁的“非法流动校”。
北京市农民工子弟学校——行知实验学校虽然获得了审批，但随着北京市城中村改造拆迁速度加快，学校十多年来不断搬迁。每一次找新校址都考验着校长易本耀的“能力”，他甚至将搬迁历程绘成了一张“十年漂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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