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球治理”秩序是中国的第二战略机遇期

来源:文汇报
2016-01-22 15:42:36

  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两重性特征

  20世纪国际秩序向21世纪秩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漫长的演变过程,它的各种要素和特征不会迅速消失,还会在21世纪世界秩序中存在并以新的形式反复出现。而21世纪世界秩序的许多要素和特征还在孕育形成过程中。于是兼有两种秩序结构的两重性特征,就成为21世纪初叶30年的秩序特点。例如,在这30年中,我们既看到大国权力转移,也看到各种权力的扩散,中等强国、全球大公司、非国家政治实体乃至非国家军事力量(如IS)纷纷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仅仅维持大国权力均

  势,已经不足以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又如,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哪个更为重要? 即使以盟国体系为其地缘战略支柱的美国,也把TPP置于其亚太地缘战略更优先的议程。美国霸权衰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崩溃或解体,中国崛起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新霸权替代老霸权。中国只是在美国越来越难以填补的公共品空白领域,更加主动地担当部分责任。这就是维护旧秩序和构建新秩序的混合体,中美两国只能在这个混合体中共存、共建、共治,而不可能将另一方排挤出去。排他性的国际秩序在21世纪世界秩序中不仅行不通,而且只会加剧世界的失序。西方文化是20世纪西方秩序的合法性和软实力来源,甚至英语已经成为世界的通用语言。然而,新的世界秩序还会是西方文化的一统天下吗? 显然不会。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融合趋势将不断扩大、深化、加速,将形成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普世文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现实主义的概念基本上都是从20世纪国际秩序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如果现实秩序的转型和过渡产生了许多新的形态,现实主义概念还能解答21世纪秩序的问题吗?

  西方“先进”理念与东方“传统”理念的换位

  伴随20世纪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西方价值观和治理方式曾经被奉为先进的“普世理念”,越来越不能适应21世纪世界秩序的需要。而一系列非西方的古老理念却可以创新成为21世纪的秩序文化。20世纪奉为天条的西方“先进理念”,在21世纪秩序中都变成问题了。“言论自由”进入网络世界就变成一片混乱,毫无秩序可言。“三权分立”是西方政治体制的核心概念,却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效率低下的主要来源。“民主政治”曾经是东西方争抢的旗帜,到了21世纪就变成“颜色革命”,导致中东乱局以致欧洲危机。“福利国家”是二战后西方的制度创新,是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优越性而找到的出路。当前它也遇到了严重瓶颈,欧、美、日全部陷入严重财政赤字,其根源就是高福利政策。如果西方放弃“福利国家”,就会出现制度危机;如果美国坚持军事霸权,就要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这么多“先进理念”显现出过时衰老的疲态,由这些理念支撑的“秩序”还能“维持现状”吗?

  于是,21世纪世界秩序需要新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需要从非西方的古老文化中获得创新来源。中国的很多古老概念可以成为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全新概念。例如,“天涯若比邻”就是网络世界的人际关系;“王道仁政”可以纠正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的偏差;“体用融合”则是解决意识形态对立的出路;“量入为出、量力而行”是对“福利国家”过度开支的平衡方法;“天人合一”是生态保护的哲学表达;“天下体系”应释义为天下为公的命运共同体等等。同理可推,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俄罗斯文化甚至印第安文化中的精华都可以挖掘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所没有的先进理念,成为世界秩序的文化支撑。

  各类型地区秩序是21世纪世界秩序的试验场

  21世纪世界秩序的形成是解构旧秩序和建构新秩序的同步过程,又是不同地区秩序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条件下,形成不同特点的地区秩序,是世界秩序演进的雏形。我们可以试想各个区域秩序的不同结构特征,将为世界秩序提供不同的模式选择:东亚地区秩序可能成为大国共治的核心试验区,域内大国和域外大

  国、全球大国和地区大国、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在本地区力量最为集中、利益交叉最为深刻、合作方式最为复杂,东亚大国的合作模式自然是世界大国合作的序幕。欧洲地区秩序是一体化融合的试验区,欧盟已经从经济一体化走到了政治一体化的关键节点,它的历史性突破将为其他地区打开一体化秩序的大门。欧亚地区是前苏联解体后的秩序重建试验区,冷战遗产、帝国文化、宗教民族纠纷交集,这个地区将为世界秩序跨越地缘政治提供经验。中东是传统安全与非传

  统安全要素最为集中的地区,域外大国、地区大国、非国家行为体、极端恐怖组织的各种负能量构成极为复杂的长期冲突。世界秩序的和平取决于中东地区秩序的稳定。撒哈拉以南非洲处于前现代社会直接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这里可能是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秩序试验区。美洲在经历了3个世纪的单极秩序之后开始走向多极秩序,这个新大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最佳试验区。每个地区秩序的实验成功与否,都将决定21世纪世界秩序能否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秩序构建将是极为复杂、广阔而漫长的历史进程。

  21世纪的最大变化将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秩序解构。我们看到,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体系离心力增大,美元主导

  的世界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越来越失灵,美国自己也在不断地抛弃这些规则;美国推行的“普世”价值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各国的实际需要,输出美国模式的结果实际上是在摧毁西方秩序。所有这些变化,都不是中国崛起造成的,更不是中国的“战略阴谋”所为。恰恰是美国本身的战略误判所致,恰恰是过于迷信“美国治下的和平”造成的后果。美国从1990年代开始推行的“国际新秩序”几成画饼。

  中国和美国在国际秩序体

  “美国治下的和平秩序”与中国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

  系中不存在争霸问题,也不是制度模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文化价值观之争,而是哪一个体系更符合未来趋势的问题。美国主导的是20世纪国际秩序,它要把这一套体系概念保持到21世纪末。用奥巴马的话来说,就是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但是,他不说或不知道如何改变领导方式,如何包容新兴力量,如何适应新的要素结构,这样能保持秩序百年不变吗? 中国围绕21世纪世界秩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21世纪各种新要素、新特点、新理念的集大成者。我们维护的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合理部分,改革的是20世纪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部分,构建的是21世纪出现的、20世纪所没有的世界秩序乃至全球秩序。其核心就是“全球治理”,而这个秩序的基础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秩序显然不是“美国治下的和平”体系,这不是因为美国的力量衰落了,而是因为美国的国际秩序理念过时了。20世纪英国的帝国体系概念停留在19世纪“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结果是英国不可避免地退出世界舞台的中心。因此,当代秩序的关键问题是,代表20世纪国际秩序的美国和引领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国能否携手共建、共治、共享。

  构建“全球治理”秩序是中国的第二战略机遇期

  在此情境下,全球治理式的国际秩序成为中国的战略目标和秩序观的核心理念。与中国核心利益结合是基本的策略选择。改变中国就是改变世界,只有改变中国才能改变世界。在此情境下,以“全球治理”为核心目标的世界秩序与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它既符合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秩序的基本需求,又需要中国为人类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目前全球治理的不平衡性与中国力量结构的不均衡性基本一致,随着中国2050年发展目标的逐步实现,这种不平衡将转为相对平衡,“全球治理”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轮廓也将展现出来。

  21世纪世界秩序将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第二个战略机遇期。第一个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市场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相结合,由此获得30多年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期并没有完全过去。第二个战略机遇期就是中国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趋势相结合,这个机遇期刚刚开始,至少还要持续30多年。我们正处于两个战略机遇期之间的转折点和结合部。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我们的挑战在于内部治理和地区治理。理顺国内各种利益的平衡关系,需要非常高超的治理能力。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其治理难度足以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亚洲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其融合难度又足以为中国参与构建世界秩序提供创新的构建能力。因此,“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其次是东亚命运共同体,然后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21世纪世界秩序的每一个挑战,都是中国的新机遇。毋庸讳言,中国正在改变自己,同时也在改变世界。(作者:黄仁伟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所所长、研究员;傅勇 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原标题:从西方秩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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