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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球治理”秩序是中国的第二战略机遇期

文汇报 2016-01-22 15: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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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霸权衰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崩溃或解体,中国崛起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新霸权替代老霸权。中国只是在美国越来越难以填补的公共品空白领域,更加主动地担当部分责任。这就是维护旧秩序和构建新秩序的混合体,中美两国只能在这个混合体中共存、共建、共治,而不可能将另一方排挤出去。

  世界体系从何处来、向何处去?21世纪的世界秩序具有哪些特征? 中国能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秩序结合起来,进而获得新的战略机遇期? 本文是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思考,抛砖引玉,以期学界同仁指正。

  世界秩序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笔者最近承担的一个国家重大课题“全球治理”研究,把国际体系和秩序分成三个递进的层次: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和全球秩序。其中国际秩序,产生于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由大国实力来决定国家之间的秩序和平衡,过去几百年间都是维持着这个秩序。20世纪后半叶开始转向世界秩序,它是各种力量板块之间的平衡,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由一系列国际组织来构成,现在特别体现在发达板块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关系。进入21世纪,全球秩序逐渐显现,其主体是国家和非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人类和地球的关系。过去这一层面不在国际秩序范围之内。现在北冰洋大部分冰盖已经融化,将来海面上升,大片沿海陆地变成了海面,这就是人类和地球的关系,人类要生活在地球上,必须拯救地球,地球没有了还有什么国际秩序? 所以全球秩序最终要解决人类和地球的关系,换言之,全球秩序必然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500年来形成的“西方中心”秩序

  从国际秩序到世界秩序的形成经历了500年历史,并非一帆风顺。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1992年正好是500年。500年中间,15世纪有文艺复兴和新航路大发现;16世纪发生了宗教革命和教皇体系解体;17世纪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大西洋三角

  贸易;18世纪,欧洲王朝体系解体,世界殖民体系形成;19世纪,东方朝贡体系崩溃的同时世界市场体系形成。每100年都有体系的大变化,都有前100年没有的重大特征,但是每次变化都是欧洲秩序在世界范围内变成更广大的国际秩序,是“西方中心”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把国际关系纳入一定的框架中,以相对稳定的规则和机制加以治理。今后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秩序将包含这个国际秩序的大部分合理因素。但是这个秩序的根本缺陷在于排斥了占人类多数的非西方国家。随着世界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向非西方不断转移、治理主体从大国不断向其他行为体扩散,19—20世纪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和不合理性就暴露出来了。中国就一直被排斥于这个秩序之外。在西方秩序之前,中国曾经是东方朝贡体系的中心,它被西方的炮舰和鸦片拉入西方秩序之中,而且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西方在骨子里一直不认可中国是其秩序的“合法”成员,中国也曾长期不认可西方秩序的“合法性”。这是西方秩序与中国之间与生俱来的相互排斥性。这种排斥性只是在最近30多年里有了重大变化,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这可能是西方把中国崛起看作挑战国际秩序的深层次原因。

  20世纪国际秩序是战争与革命的交替

  再看20世纪的国际秩序,是由战争和革命两大要素决定体系和秩序的大致走向。一是由盟国集团和势力范围支撑的秩序。整个20世纪贯穿着集团对抗,如同盟-协约、轴心-同盟、北约-华约等两大集团,其结果就是分割势力范围,最终是以战争或冷战形式来决定胜负。工业巨头是大国实力的象征,如福特、杜邦、卡内基、三菱、克鲁伯等大工业公司是大国力量的核心,他们决定着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和权

  力转移,工业力量是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础。另一面是不断改变西方主导秩序的革命要素,包括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如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更多的是民族解放革命,涌现出一大批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如甘地、基马尔、纳赛尔、苏加诺、曼德拉等。这两种革命浪潮结合颠覆了一系列国际体系,如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殖民体系等。秩序和反秩序的两种力量较量贯穿于20世纪,他们分别由西方统治力量和非西方革命力量所代表。这就是至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把秩序等同于西方、失序等同于非西方的概念由来,而马克思主义国际体系理论也把西方等同于战争力量、把非西方等同于革命力量的概念由来。这两种概念一旦固化并用于观察21世纪国际秩序,就会忽视许多新的变化:西方不再是秩序的完整代表,而是战争和“革命”的重要发动者;非西方也分化为秩序维护者和秩序颠覆者两大类型,“革命”已不是新兴大国追求的秩序目标。

  构成21世纪世界秩序的新要素

  21世纪世界秩序的要素构成与20世纪国际秩序有着很大的、甚至根本的差别。我们可以形象简单地用数字来概括为八大要素。首先是核心概念的变化,即从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这对关系是21世纪秩序的核心。其次是两种安全威胁,20世纪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国家之间的相互威胁,21世纪的安全威胁既来自国家行为体的传统安全威胁,又有来自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而且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间交叉互动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形式。如何应对两类安全威胁来源,就是21世纪全球安全治理的主题。其三是三种行为体互动,即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三个行为体既是全球治理的主体,也是全球治理的对象,由此构成世

  界秩序的三位一体。其四是四个治理层面,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国家治理、社区治理,这四层治理并不是上一层必定治理下一层,每一层可以相对独立,也可以跨越治理和交叉治理。这是21世纪治理结构扁平化的体现。其五是五个新疆域,又称“全球公域”,包括网络、外层空间、南北极、深海、月球。这些领域在20世纪尚未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空间,但是随着技术突破和人类的能力发展,全球公域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空间。谁掌握全球公域,谁就控制全球秩序;否则在全球秩序中就没有发言权。其六是六种战略资源,分别是金融、技术、人才、信息、水、自然资源。随着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水成为21世纪的最重要战略资源之一。中国是亚洲大河的主要来源,青藏高原是亚洲的“水塔”,青藏高原的地缘战略意义在21世纪世界秩序中凸显出来。石油、天然气曾经是影响20世纪世界秩序的重要战略资源,但是到2030年以后油气资源将大幅度下降。而清洁能源和电子产品的重要原料如稀土、石墨、锂等矿产将取代油气成为第一战略资源,围绕这些资源展开的竞争将深刻影响秩序的和平稳定。其七是七个虚拟空间,随着全球网络技术的发展,货币、政府、商品、文化、社区、家庭、战争等20世纪的实体存在都可以转化为21世纪的虚拟存在,世界秩序将由实体和虚拟两大部分组成。其八是八大地缘板块,20世纪的地缘区域重组为21世纪新的区域板块。主要是西太平洋板块、环印度洋板块、环北冰洋板块,欧亚大陆腹地板块、环地中海板块、撒哈拉以南板块、东太平洋—美洲板块、南太平洋—南极板块。这些板块基本上是海陆结合,打破旧的大洲体系和次区域概念(如东亚、西欧等),而且覆盖地球的全部表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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